在对放开二胎后生育潮是否会出现的辩论中，高生育成本已经成为持否定观点的专家的论据。
与此针锋相对，也有学者认为 “放开二胎政策，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当前公共服务措施不先行、不到位，即便放开二胎政策，很多家庭都不敢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人口多是导致目前国民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资源、教育、就业的各种矛盾，也使政府管理面临巨大压力。”
同样，能否指望计生政策调整来延长人口红利、应对老龄社会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中国15至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同时，老龄社会也成为了中国的梦魇，有研究显示，按照目前的人口结构，2050年的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
“劳动力人口下降，标志着人口转型的拐点，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表示，“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是调整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与之相对，李小平则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现在的用工荒主要是因为工厂招工时只要40岁之前的劳动力，40后、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
无论是支持放开二胎还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学者，都有同样的忧虑感和紧迫感。支持者认为调整政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再晚就被动了。反对者也同样紧张，“主动权放手后，再回过头来收就很难了。”在两种观点几乎势均力敌的角力中，一种试点的思路渐渐凸显出来。
无论是出于政策的审慎，还是出自操作上的妥协，这大概都是目前辩论双方最可接受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国家曾在11个县市和地区率先实行二胎政策试点，对它的追踪和分析，可能将为更大范围的试点提供支柱和论证。选择哪里试点，范围有多大，多长时间、多大频次的梳理效果，这些都亟待拿出操作方案。媒体对国家卫计委密集的发问，也可理解为一种焦急的催促：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