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发现，每件事件的发生，似乎都呈现出互联网舆情与政府信息公开速度的“竞跑”。在这样的时间差中，政府信息公开没有能跑赢网络，致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与政府产生了对立，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部分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其实就是政府在社会转型期间必须要承受的一种被指责的痛苦。
近来，一系列社会事件在公众间快速传播，在微博上异常喧哗，在社会舆论场上引发热议。诸如，清华大学一名学生数年前的铊中毒事件至今当事部门没有一个确切回应；昆明近郊计划投资一个化工项目因为群众担忧环境破坏而上街集结；还有京城一起外籍青年女子自杀事件引起人们围观直至警方动用警力平息事态……
直观地看，这些事件都是舆论场的“恶”事件，也都是一些孤立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和局部性。事情发生后，一些“碎片式”信息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不明真相人不担责任的肆意传播，或某些别有用心人蛊惑亦造谣，结果出现了一些围观性社会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
当前，中国正处于极速转型时期，全社会普遍弥散着一种焦躁情绪，一旦某些局部的、个体性事件处置不好，极容易因小事件而引起巨大的社会群体情绪波动。由于集体行为往往表现为非理性和无序性，集结的社会情绪便会一次次向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发起挑战，政府的公信力也一次次被无端的公众舆论所“灼烤”。
应当说，自从2002年国内出现非典疫情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和快速处置能力大为提高。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以最快速度表明真相，动态反映处置结果，成为政府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基本工作环节，也成为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基本要求。在处置一系列突发事件方面，政府的快速回应能力已大有长进。总体看，政府已是越来越更有意识地通过对事件的公开、透明、迅速、公正地解决去塑造、培植自己的公信力。
以北京“京温服装城女子跳楼事件”为例，北京警方从5月3日案发，8日聚众，10日公安部门公开案情结论，并找到造谣者，央视也及时播放了事件录像，应当说，事件处理算比较快了。再看昆明市政府，在群众集结事件发生后，也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市政府要搭建民意沟通的平台，积极探索和借鉴有效方式，确保民众对重大项目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民主决策权。朱令事件由于距今时间较长，还有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
抛开具体事件，体察问题的实质，认清背后的隐含因素，是解决矛盾，推进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我们注意到，当前社会经济矛盾似乎处在高发阶段，动辄一些小问题就引发为群体事件，一些局部性问题很容易上升为全局事态，最后矛盾的焦点都会指向政府的执政能力、行政能力和社会公信力。这既与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有关，也与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信息传递过快相关联。无论各种事件产生的缘由如何，妥善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都是对各级政府管理社会水平和能力的必然考验，也是对政府在群众中树立公信力的不断检验。
从当前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同时会发现这样的特点，每件事件的发生，似乎都呈现出互联网舆情与政府信息公开速度的“竞跑”，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网上舆情汹涌，波及面之快，还是超出了政府对事件正常处理的节奏。或许要调查事件真相，或许要谋划处置程序，或许要整理回应材料，或许要弥补工作中还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短板”，当局者要做出正确的解决步骤，要比网上单个信息发布者的“碎片式”信息发散远远复杂的多。在这样的时间差中，政府信息公开没有能跑赢网络，致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与政府产生了对立，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部分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其实就是政府在社会转型期间必须要承受的一种被指责的痛苦。
问题的背后，根本上还隐含着这样的问题，如何让社会大众更多地相信政府，能够让群众通过正常的信息渠道不断获取正确的信息引导，能让政府的公信力始终作为牵引公众神经的最终引绳。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不断追问当下政府还不能完全得到公众理解和信任的现实社会生存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