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场美好的仗
2005年江泽民卸任全部职务，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与中央高层的直线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大概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经常跟我联系了。”
他猜测：“我现在节目每天都在为他们出言，他只要看我的节目，没必要再私底下联系。”
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现在在国内有点尴尬，因为我还被列为境外媒体记者，在我们中央政治局的纪律里，见境外记者要经过常委画圈的。”他说，“跟军方的朋友吃顿饭，我还要报备。跟我见面是很折腾的事。”他说，这还是“文革”时代的思维。
这让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伤害”。“我是中国人，我是比你们更爱国的人，我是你们的朋友，闹了半天你还把我当外人。”他说，“我常常指着那些高层的朋友，我说我跟你们讲，对你们来讲你们没有朋友。”
“所以这一套你希望它什么时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时，阮次山开始少有地抱怨中国改变太慢。
“我觉得江主席就有这点好处，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做境外人士，也没有说要申请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划钩。”他尝试过打破限制。“要一级级上去，经过中宣部、外事办，上去之后都冷掉了，我试过一次后来再也不试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这个提法，他认为自己比“境内人士”更忠诚，“被你们认为境内人士的人做得有我这么多吗？”他的抱怨强烈而密集，“我可以变成他智囊团的一分子，但不可能，这个身份他们没办法接受。”
他情绪变得激动，又很快恢复平静。“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会因为我受不到重视而??我只是有时候有点感觉，表达渠道欠缺。”
然后，阮次山说，他不会因为“余热”没有发挥而感到遗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遗憾。但我现在没所求，只能你来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帮忙。我们念书人总得有自己的一个风骨吧。就跟当年我对江，我没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来做，要看得开。”
对与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谈中又抱有期待。“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愿不愿意是个问题。”
阮次山说，余热不能再发挥了，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人物》记者问他，如果去面见马克思，聊些什么。阮次山回答：“我觉得我要去跟马克思见面，不如跟毛主席见面，因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我倒是觉得跟毛主席讲一下，如果你地下有灵的话，中国这个国家，地方大，人多，风风雨雨是难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们中国带到一个有风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晴天。如果见到老毛，我就跟他讲，你的‘文革’摧毁了中国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文明，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
“离我向老毛报到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我总觉得过去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他接下来解释，“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常常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说，这一场仗他已经打完了，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在谈论党和政治时，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个宗教典故。但他紧接着说，他“不可能信仰共产党”。
“两回事，我们了解共产党，欣赏共产党，最后了解共产主义，跟你要信仰它不一样，只能对宗教有信仰，我们不能把政治的理念当做一种信仰。”他说。
这时候，第二次采访已经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阮次山体力几乎耗尽，他从沙发上坐起已颇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撑。他的背有些佝偻，走路步调缓慢，情绪也随着话题而低回，语气虚弱而伤感。
这让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诚的东西—他一边试图将国家与政党、政府进行切割，一边真诚地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的身上。他的第三种忠诚暂时遇到了困境。
（实习生余佳薇、李天波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