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表述里，每件事都是为“他”做的。胡锦涛在西雅图接见美国代表团时与阮次山握手，聊了四五分钟。“他表示感谢，说节目我都看了，很有用。”阮次山记得，“我在美国为他做了一个多月，累得出疱疹，他说这个东西中医有办法，我给你介绍一个中医。”
他还曾与朱镕基见面。“有一年在亚洲博鳌论坛，朱镕基在宴会大厅，老远老远他看到我，他过来，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节目—有我太太为证，他把她叫来，问，你说是不是我中午都听？”
阮次山解释，他选择高层路线，委婉批评而不直接指责，因为这对中国最有效。他这样谈论中国官员：“中国共产党训练出来的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傻瓜，看你如何去驾驭他，让他的思维超脱于他的乌纱帽。”
有一次，他在美国参加华人聚会，当时，美国正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名来自大陆的学者希望美国通过此事对中国施压改善人权，“我就站起来讲，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你是从大陆出来的，你了解共产党比我们多多了，可是从我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目前这些老党员，有谁是受到外国的压力而改变他自己的？中国的老党员是宁可去吃亏，绝不受外国的压力。”
“阮次山之音”
过去13年，阮次山在《风云对话》中访问了克林顿、普京、卡扎菲等400多名政要、大使。告别这档节目后，阮次山说：“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机会替国家从旁做这些事情，从旁做他们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
“有时候常常想，别折腾了，少了你还怎么样？”接近70岁的阮次山说，“我每天忧心这个，我太太说，轮不到你。可是如果我不忧心，不上这个电视节目的话，还真是整个社会就被误导了。”
除了采访，阮次山还随时背负着“国民使命感”。他去不同地方采访，会主动联络当地大使馆，看“国家”是否需要向对方传递什么信号。这种使命感有时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外交官员而不是媒体人。《风云对话》栏目组对外联络记者赵涵说，阮次山曾告诫同事：“外交无小事，虽然我们是电视台，但我们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2004年，他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否认台湾主权，“这次访谈被有关人士定位为一次历史性访谈”。
阮次山在采访中对鲍威尔提到，台湾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鲍威尔回答：“台湾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坚决奉行的政策。”这段访谈播出后，台湾股市在两天内跌了100多点，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新台币。
“如果我不问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中国也无解，我们拿他没办法。”阮次山说。
“所以我扮演很多角色，为什么政府对我那么支持那么信任，政府都知道这些。”阮次山说，“我每次访谈都要挖出一点东西，这未必是当局要我做的，当局也从来没有要我这样做过，可是我必须这样做。”
“新闻从业者有没有我这样动不动就有家国感，使命感的？凤毛麟角，他达不到这种境界。”阮次山自我总结，“我是唯一的。”
有时，这种忠诚会受到怠慢。2010年去利比亚采访卡扎菲时，阮次山让助手打电话给外交部非洲司负责人，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帮忙，对方拒绝了，这让阮次山很生气：“很多外交官素质不够。”
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外文局局长的周明伟证实，1990年代后期，两岸信息往来受到许多限制，阮次山的信息显得“具有特殊价值”。
“两岸关系当时在半官方交往中，最高峰是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领导人在新加坡会见，他见证了这个时刻。能够实现这个过程，他是有贡献的。”周明伟说。
“我当时参与涉台事务，对台湾的一些观点常常是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周明伟将此称为“阮次山之音”，“他一直在扮演我们不方便扮演的角色，能配合北京的声音，他是一个有特殊作用的人。”
周明伟认为，阮次山对中国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个人对他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关注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关注台海关系，同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系。”周明伟说，汪道涵希望阮次山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不是大陆的声音，而是“第三者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