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部长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亲是一名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党工，一直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产生过那种要效忠的感觉”。阮次山说，他常和父亲顶嘴，认为父亲说得不对，“逻辑不对”。
事实上，他对大陆的好奇在父亲的党化教育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生长。他与大陆官方的甜蜜接触，则发生于他因害怕危险逃到美国时。台湾政治的挤压推动了他对大陆的好感。
也有这样的时刻，阮次山会想，自己如果“没有这种反动意识”，没有离开台湾，如今过着什么生活。至少起点听起来不错：“当年离开的时候，我是国民党第一个年轻的处级官员。”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算处级编制，“当部长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怕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手中那把枪，他也许会在台湾一直生活下去。
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一年后，蒋孝武接任总经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恶行恶状”，曾在会上“两次得罪他”，让蒋非常不满。
此后的故事在阮次山嘴里讲来惊心动魄。一位同事告诫他，“你不了解这个太子，他抽屉里有枪的，他火了，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阮次山几天后就“不动声色地”回了美国，他甚至在机场时还提心吊胆，怕被蒋截回。第二年，他将太太、儿子全部接到美国，并申领绿卡，定居洛杉矶。此前，他曾两次故弃拿绿卡的机会。
如今，阮次山说，自己对台湾人充满好感，但青年时期留下的对台湾政客的恶劣印象从未改观。“这个地方土地是对的，人是对的，政客不对。”
大学时，阮次山就觉得“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全部不能在台湾”。那时，“看《人民日报》、研究中国问题是要坐牢的”。他说，恐怖气氛让他对大陆更为好奇，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借给《匪情月报》写专栏的机会，看了很多台湾大陆工作会搞来的大陆情报，“我从那里得到很多材料，而且从那里得到反动思想。”
就算在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两年里，整日接受政府宣传的阮次山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大陆）是很烂的，从来没有，这是本性的问题，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无法找到他对共产党这份好感的原始痕迹。在高雄中学一座礼堂般的图书馆里，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适日记，以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早期共产党员的书。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知道海峡对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时，他都会去看这些书。他努力思索自己对共产党理念的认识，“不是一个时间被电到，是慢慢被启发的，看多了以后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国后，他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看缩印版《人民日报》，“终于发现了我当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对大陆开始感到好奇，在美国与大陆官员的接触，则成为“忠诚”开始生长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