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人有一种“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心态，老百姓的内心就是呼唤独裁者。反过来讲，中国的政治学基本上就是控制的艺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政府网罗和控制精英，政府要把宏观经济也控制起来。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2期，作者：纪彭 吕晗子，原题：吴晓波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古代中国人的内心就是呼唤独裁者
阅读吴晓波先生所著《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大有早年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和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吴思的《血酬定律》一样的感觉，阅读中激发出许多思绪。2013年10月26日，《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吴晓波先生，虽然许多问题并非“新”问题，但当这些历史问题被集中提起，并与今天的中国改革实现理路上的对接，实在是一种创新。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把中国经济史，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您提出了四个利益集团这样一个前提假设。经济问题异常复杂，很难用中央、地方、有产者、无产者四个利益集团一语概之吧？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是以两个分析工具为前提，第一个分析工具就是四个利益集团。这个框架有它的特殊性。一般来讲，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中国是专制制度，政府本身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维持中央集权有四个配套制度。经济制度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郡县制、科举制和尊孔。第二个分析工具则是观察宏观经济波动的三个核心问题：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和土地问题。中国所有的经济变革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分析工具的前提下进行展开。
国历：您在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似乎就是一个治乱循环的历史。从经济史的角度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治乱循环？
吴晓波：在两千多年的经济变革历史中，基本上一手秉承了“发展是硬道理”、一手是“稳定压倒一切”。所有的经济波动都是在这副对联中间做钟摆式运动。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当政权刚刚创建时，国家经过战乱，国贫民穷、百废待兴。这时就放纵民间、发展经济，往往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放任带来自由经济的繁荣，但自由经济的繁荣一定会对大一统造成许多冲击，必然导致当权者反过来扼制自由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毕竟不能靠国家，长期压迫自由经济的结果就是国力衰竭。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外患，饥荒，改朝换代。两千多年就一直在这个周期里。
国历：在这本书中您谈到了管仲的经济改革。齐国在管仲治理下，一度称霸天下。齐国鼓励工商业，管仲思想中所谓“以商止战”是不是类似于今天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
吴晓波：管仲的“以商止战”思想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有一定的关联度。弗里德曼有一个黄金M的论断，就是只要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从来不发生战争。
我认为管仲代表了一个流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管仲思想有很大的超前性。管仲生活在春秋初期，那时候东周刚刚建立，诸侯国之间的攻伐还没有那么激烈。后来晋国和楚国靠军事冒险取得了巨大成功，管仲的“以商止战”思想也就随着齐国的衰落而被边缘化。
国历：的确，后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逐步升级，最终很多国家都把自己变成了大兵营，类似于近代的军国主义。秦国的商鞅变法今天看来很厉害，当时那些东方大国恐怕还要嘲笑西方边陲的秦国过于野蛮。可能就有点像近世自由世界的人民嘲笑苏联人穷兵黩武。其实，苏联最终成为大秦帝国并非完全不可能，反过来说，秦统一天下就是历史的必然吗？
相关阅读：
吴晓波：中国历代经济改革的得与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