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下午闭幕。为期4天的全会听取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来源：新华社）
大公网评论员 郑曼玲
如果说，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昭告天下时，不少怀抱改革梦想的人们曾因其更多展现威权气息而稍显失望，那么，15日傍晚崭露真容的《决定》全文，应该可以略微抚慰一下他们黯淡的心情。至少有那么一些论述，让他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避而不谈，也并非原地踏步，而是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实现了几乎最大限度的突破，将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担忧中国出现“政左经右”取向的阴霾吹散了几分。
之所以关注度非同寻常，皆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步三折、命运多舛，这么多年来，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思路，但有的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缺乏付诸实践的决心；有的则属于层次较低的技术性举措，未能触动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制衡的“病根”。以至于长期以来，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经常处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状态，公权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无力，权力寻租等现象屡见不鲜。
这也便是《决定》在政改上稍有突破就赢得喝彩的原因所在。首先，该文强调了宪法的最高权威，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一表述，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前段时间几近白热化的“宪政之争”，虽然维护宪法权威并不等同于推行“宪政”，但让“右倾者”欣慰的是，至少没有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
另外，《决定》还在维护司法独立上提出了制度创新。从当前实际运行的情况看，由于缺乏相关体制和机制，司法权地方化问题比较严重，法院的人事权、财权隶属于地方、受制于地方，一旦地方官员不当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和司法公正就难以得到保障。而此次《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同时，纪检监察体制也被摆上“手术台”。此前，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派驻到所在单位代表所在地的纪委、监督被派驻单位干部职工违法违纪问题，但实际上，派驻纪检干部往往与所在单位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形下，所谓的监督并不是“异体监督”，而是“同体监督”，是在一个家长领导之下的兄弟对兄弟的监督，难免流于形式且软弱乏力。而《决定》提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倘若这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行，中共中央扛起反腐大旗的思路可窥一斑，即通过初期重拳反腐肃纪立威、摸清反腐整体形势和探索有效反腐路径后，就将正式开启反腐整体的长远布局。
不过，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并不必然意味着权利的张扬和释放。值得关注的，《决定》特别提出，将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同时也将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这一表述虽然看似字字在理，却不禁让人想起至今仍在发酵的“网络严打”浪潮。一段时间来，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V”(微博认证用户)成了重要的警诫及批评对象，这个中国互联网深具标志意义的新生群体，正面临诞生4年来所未曾有过的挑战。来势汹汹的网络清理中，据说数以百计网民因“造谣传谣”被处理，有人说，“大V”的冬天从八月就开始了。而今这项特别摆到三中全会《决定》里的网络管理新规，是否会刮起愈加凄厉的寒风，公众仍不得而知。
不仅如此，对于媒体舆论，《决定》通篇几乎找不到一句鼓励新闻监督的哪怕是客套话，却特别提到要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规范传播秩序。这也很容易联想起不久前曾轰动一时的《新快报》“请放人”事件，显然，一个节操失守的记者，带给整个行业监督权萎缩的恶果。而倘若媒体就此噤若寒蝉，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进而受到戕害，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种最坏的选择。
经济改革上的适当放开，与意识形态上的相对收紧，或许正是未来数年中国改革进程的基调。能否走得远、走得好，仍需且走且看，听言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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