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蒙过后的“中国”反思
新启蒙者曾坚信，有了中国传统的复归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化的建构，就能够唤醒国人的历史记忆、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但这一设想未免过于单纯，明显错估了中国形势。事实上，在抗战前后，国内打着保卫中国传统的旗号，进行专制独裁、封建复古勾当的恶劣现象，还屡见不鲜。运动末期，新启蒙者曾试图与同样宣扬“旧传统”的新生活运动相撮合，认为二者“都应了时代的需要”，可以“互为表里”、“相辅相补”，却被蒋介石斥责为“违反本党政策之荒谬宣传”，最终给予了“应即停止”的回应。运动过后，新启蒙者陆续迁往延安、汉口、重庆等地，在各自崭新的现实环境中，开始了关于中国问题的重新思考。
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到达延安，有感于革命圣地的切实体验，逐渐融入到“延安人”的范畴之中。陈伯达体会到：在延安“生活如此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如此锐利，任何人只要稍为努力，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成就”，以往的文化人士简直都是“思想浅薄的人”，今后的注意力应“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艾思奇则更深刻地意识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全国”意义：“现在边区的文化，不仅它本身各方面的大大提高足以为全区模范，就是对全国来说，边区的文化发展的成就不论在军事、政治上或文化本身上都表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可能在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指导上成为全国的推动核心”。这些话语，已清楚地表达出陈伯达等人对延安解放区这一未来“中国”的极大认同，并激发了他们对旧中国旧传统的反思以及中国化问题的审视。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提出，在以往的思想运动中，“所谓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殊性，不外就是落后的、垂死的、旧的、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国，而不知道（或故意抹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正在诞生中的新中国”，今后的思想运动“不能在落后的半封建的状态下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自主”，而应该发展为“新的革命运动”即“推翻死的旧中国，建立近代的新中国”。陈伯达则在《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现了对待旧传统的辩证态度。他指出：“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的思想：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反动派想取消前一种传统，保留后一种传统，而我们则正相反”，“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掌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知识，才能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才能坚持抗战到今天，并在各根据地建立了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后来，《评〈中国之命运〉》一书，还一度被中共中央总学委指定为各单位的必读教材。这说明，经过延安新环境新实践的熏陶与磨炼，陈伯达等人已在新旧鉴别之中充分体察到中共在新中国建构中的领导地位。
与延安陈伯达等人鲜明的思想转变相比，奔赴重庆的张申府，则仍然保持了较为温和的新启蒙立场。张申府否认新启蒙运动已经结束，他认为：“曾经盛极一时的新启蒙运动，现在是没什么人在谈了”，但“新启蒙运动本是一个客观潮流，现在事实上，这个潮流，不管有人谈没人谈，并没过去”。此时，他虽然也对中国旧传统提出了“扬弃”的立场：“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但他不愿正视中国局势的现实变化，仍然以超脱的姿态，固守于“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构想，与抗战前夕的不同之处只是，此时已在三大文化流派之前明确冠以了代表人物的名字：“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张氏的固执态度，不断招致原新启蒙阵营以及中共高层的批评，后来不得不做出了“态度暧昧”“立场原则不坚定”“敌我分明不清”“与党的路线不能配合”以致“混乱了战线，漠忽了视听，使一些青年们迷失了方向”之类的反省。
新启蒙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化探索以及启蒙过后的反思，已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复杂局势，已无法用一个单纯的“传统化”所能解决；日渐分化的民族心理，也不可能用一个已被理想化了的“孔夫子”所能整合，任何超越现实力量、回避客观矛盾、构织一个无限包容的普世文化体系的努力，都将是徒劳。况且，新启蒙运动落幕之时，已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此时，国内民族危机尚未解决，而阶级矛盾早已激化，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已展现出新旧两个“中国”的酝酿与较量，斗争的复杂程度，已远非新启蒙运动发动之时所能比拟，毛泽东也已指出：“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该形势下，启蒙人士更应审时度势，依托真正合乎时代潮流的阶级力量，投身于现实的斗争实践之中，才能真正认清中国国情的本质，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建构。
（作者简介：庞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