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学术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的话语，已是铺天盖地、习以为常。受其影响，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对爆发于抗战前夕的新启蒙运动做出重新考量，得出了该运动是“由马克思主义风行,到中国化思潮居于主导的转折点”、“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对推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的确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心理认知基础”之类的论断。不可否认，当年的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相号召，立足中国现有资源，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思想启蒙道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启蒙运动的理论缺陷，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启蒙运动价值取向上的一次重要转型。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新启蒙运动的探索已真正把握了近代中国国情的实质？究竟“中国”的表征是什么？不同时期不同运动关于“中国”符号的解读有何差异？该解读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履进程有何影响？等等，仍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并且进一步澄清的学术问题。
一、外敌压力下传统文化的“中国”价值复归
“中国”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典型指向和符号象征。已有学者考证，起初，“中”的本意是“插于筒内的书策”，而“中国”即“有文字的国家”，古人取“中国”为名，其意图就是向周边族群宣扬此地“文化的发达”和“教化的高明”，并赢得其他族群的认同和归附。可见，文化是“中国”的原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借以显赫于世的最大甚至唯一的象征，在最初中国国族的历史建构中，展现着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
只是后来，随着阶级意识的强化、政治斗争的突显，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等专制权威的作用下，“国”逐渐成了帝王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在此影响下，起初作为“中国”形象代表的文化，此时也不得不与政治相媾和，沦为了阶级统治的御用工具，并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形成了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直接服务于上层利益的一整套文化正统体系。近代，一些启蒙志士之所以向传统文化开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所服务的对象即封建帝制的腐朽落后。“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曾毫不避讳地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兼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根据陈氏的逻辑，要救中国，必须有新政体；要引进新政体，也必须学得与新政体相配套的西方新文化。于是，在“五四”人士眼中，传统文化完全是旧政治、旧统治者的象征符号，所以也就难逃被时人抨击与摒弃的命运。
也许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科恩所说：“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在被逼到自身文化的边缘时，才又重新发现本身的文化，并对此文化重加评估。”如果说，“五四”人士针对传统的批判还主要是基于救国初衷的情绪发泄的话，那么之后，日本法西斯实施的一系列文化奴化与同化行径，则是直接把中国文化推行了灭绝的边缘。他们肆意歪曲中国传统，将中国的“孔孟之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皇道”融合起来，宣称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孟之道”，把日本占领区美化成“王道的乐土”，把侵略者奉作“儒家正统”，把抗日救亡斥为“背经离道”，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心灵。在此影响下，沦陷区的文化教育，已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印记，时任旅顺师范学堂堂长的津田元德，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坦言：“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日本法西斯的文化入侵，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文化人士的民族认同。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指出：“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要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凡是不甘中国文化被敌人所消灭的，凡是不愿中国过去的任何圣经贤传被敌人利用为愚弄同胞的工具的，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上团结起来……凡是孔孟最好的子孙，都是爱中华民族的，是和日寇不两立的”。在这里，陈伯达已经明确指明了新启蒙运动发起的动因——异族文化摧残；目标——保卫中国文化。陈氏的这一倡导，得到了张申府、艾思奇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也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正被敌人汉奸利用着，作为残杀蹂躏奴役全民族的法宝”，新启蒙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民族敌人的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国的危机的迫切，是因为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
正是在亡国、亡文化的忧患意识作用下，新启蒙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位。陈伯达认为，以往的文化运动，最大的缺点就是“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民族传统还注意得不够，还发挥得不够”，“旧封建时代专制的魔王曾把‘忠孝’等道德作为服务于支配者个人的奴隶道德，日本强盗和汉奸就是打算利用这点来愚弄我们的同胞的”，现在我们必须把它“由服务支配者个人的奴隶道德，转变为及改造为服务民族，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为民族社会大众而牺牲的道德何干之也大力宣扬儒家传统的合理价值，以往“我们只看见他们痛骂儒学是虚伪是残忍，痛骂史籍是‘大民贼的家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殊不知儒学的产生，固有社会的根据，数千年儒学能够定于一尊，也有社会的根据，民国革命以后，儒学的复活，也有社会的根据”。就连曾经的“五四”斗士张申府，此时也积极为孔学传统正名：“孔家店里的陈烂货色也并非孔子所本有，孔子儒学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历史上儒教所产生的弊端不在孔子”，而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愚弄，孔子“被历代帝王利用，也利用得够多了，够久的了”，今天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服务，以往的统治者如嬴政、刘彻、李世民、武则天、朱元璋都代表不了中国，“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的，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
这样，在新启蒙者的话语中，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不是帝王将相用来愚弄下层民众的工具，也不再是专制政治体系的附属物，而是在剥离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外衣、赋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义之后，重新打上了“中国”的标识，变为最能凝聚民心、抵御外侮的伟大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