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虽小，但其中体现的智力、魄力、意志力，构成了俞正声领导能力的重要元素。
作为地方领导，其领导力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冷静。
1988年，习近平履新宁德。其时，宁德在福建排名末位，干部群众都盼着他有“超常措施”。但不巧的是，正好遇上整体经济过热，中央决定治理整顿。
习近平静下心来思考：“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
最后，领导人在地方的工作方法也值得借鉴。
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自称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第一次到地方任职，他曾两次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请教。
李瑞环告诉给朱镕基的方法是，“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否则，干什么都没人响应。”
当时李瑞环在天津提出“苦干三年，吃鱼不难”，500亩一个大鱼塘，搞了10万亩，现在人均30多斤鱼，既保证了供应，又使农民得到了好处。
借此工作方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解决上海市民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现在地方官员当然不可能照搬，以副食品为突破口，但提振信心这一方法要领并不过时。
链接：忘不掉的第二故乡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领导人长期工作的地方，往往成为第二故乡。每当他们谈起自己过往的工作岁月，总是充满感情，让人倍感亲切。
张德江曾长年扎根延边，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我1968年插队在那里，在延边工作了22年，延边所有的村我都去过，我对延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希望有机会能回去看看。”
俞正声对青岛也是依依不舍：“我44岁来青岛工作，这8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8年，我将终生珍惜……”
张高丽对深圳的激情岁月同样难忘。2010年，他在天津会见深圳市党政代表团，回忆起工作场景，如数家珍：“我与大家一道，在深圳创办高交会、改造老东门、治理沙嘴村的社会治安……”
离开故地，领导人与当地的联系并未疏远。
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习近平结交的朋友，他都记在心头。1994年，延安村民吕侯生患了骨髓炎，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晚都来到吕侯生的病床前。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正定农民作家贾大山，也是习近平格外关切的人。1996年，贾大山病重，习近平在北京党校学习期间抽空探望。隔年2月，大山去世，他和彭丽媛又专门托人送去花圈。
通信，是他们对于牵挂的另一种表达。
习近平调任中央任职后，依旧与浙江下姜村的农民频繁书信往来；张德江主政广东，得知延吉的董存瑞纪念馆落成，特意去信祝贺。
当然，他们留恋主政过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惦记着他们。
在青岛民间广泛流传着一副对嵌字联，“父闹革命启迪民众求解放威武震敌顽，儿当公仆正气凛然搞改革声誉传四方”，寓意俞氏父子在当地留下的美名。
俞正声在外地经常碰到青岛人，见了他都非常热情。“我觉得呢我心里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在栗战书调任黑龙江后，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名西安交警对一个路过当地的黑龙江司机说：“请给你们栗副省长捎个信儿，我们西安人民想念他！”
亲近之外，领导人会对工作地给予更高希望，以期成为“样板”。这使得当地干部比起其他地方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
习近平回到河北，发表对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意见。
“本来是一个革命的、艰苦的地方，结果搞得富丽堂皇、规模宏大，反而把内在精神弄没了。一些地方报上来的红色纪念项目，规模达到几万、十几万平方米，就大而不当了。西柏坡就是那么一个小村子，千万不能搞成一个大游乐场，否则就不符合‘两个务必’了，就不是艰苦奋斗的象征了。怎么宣传？怎么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