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会化解压力，也要扛得起压力
越到地方或者一线，工作越具体，跑得越多，了解得越多，面临的责任和压力越大。这当然不仅是当下地方官员的感受，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曾感到“棘手”。
1986年，马凯出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当时全国刚好进行价格改革，政府对很多商品放松价格控制。矛盾也接踵而至，“天天同代表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解决了一批棘手的价格矛盾，又冒出一批新的价格矛盾”。
问题解决不可能人人都满意，所以当时一些人称物价局为“涨价局”，另一些人则说是“压价局”。马凯自然“坐在了火山口”，也“饱尝了酸甜苦辣”。
马凯爱写诗，出版过数本诗集。但物价局这段日子，他几乎没有诗作问世。
还好，他比较豁达，只是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地方或者一线的压力，还有很多源于权力与责任的差异。上有中央政策、下有地方需求，地方官员身在其中，需要两头兼顾。确实与本地情况不符时，也要懂得积极向上争取。
上世纪80年代，教育资金按照中央政策，应由老百姓自己筹集。“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时任正定县南牛乡党支部书记李宗魁称。
中央政策肯定需要执行，但群众也需要引导。“(习近平)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李宗魁称。
当时正定每年要上缴征购粮食7000万斤，一些村民为了填饱肚子，到外县买山药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比较敏感，少有人愿意主动向上级反映。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后，责任就落在他头上。最后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才把征粮任务减下来。
当然，有时候，也要学会扛得起压力，在重压之下前行。
俞正声在青岛时，就顶着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肝火”，解决青岛啤酒问题。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这是朱镕基拍板“点将”，俞正声亲自率队到北京“公关”，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的结果。这是好事。
可惜三年后，好事变成了坏事——青岛啤酒经营不佳，朱镕基大动肝火说，青岛啤酒和龙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响的名牌，“一定要保住这两个品牌，谁砸了这个品牌，就严肃处理谁！”
俞正声当时面临的压力被形容为“令人心惊肉跳”。
权衡了三个月，最后青岛决定换将，为青岛啤酒谋了一个扭转局面的董事长，俞正声亲自传达。
多年后，他谈起朱镕基时称，“朱总理是好领导……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
要做得成事，也要经得起非议
说千道万，地方工作还是得做事，做成事。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的棘手问题。
他不断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
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
后来有媒体问他：“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称：“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梳理下来，领导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称得上是改革先锋：李长春在沈阳促成了中国第一家企业破产、俞正声在烟台被称为“房改总工程师”……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事，把握大势就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的是，汪洋在安徽铜陵以一篇《醒来，铜陵！》拉开了一场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以及随后的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大刀阔斧改革。这些举措与1992年南巡后的大势不谋而合。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能遇到这样的时代节点，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脉历史。这时，等趋势已经开始明朗，机遇也来了，就要抓得住。
俞正声之所以能在烟台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是因为此前国务院已经将烟台、唐山、蚌埠确定为全国房改试点城市。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俞正声曾直言，“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比放开菜价、肉价困难得多，比机构改革还困难。但是，即使困难，现在也要动手搞。”
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正是从烟台开始，俞正声奠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领域的地位。
1997年，俞正声出任建设部副部长。有记者问他，“您在烟台当市长的时候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房改，在青岛当市长的时候，又把市委市政府机关大楼给卖了，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不过连房地产专家都评价说，这是非常高明的决策，请问，这对您出任建设部部长有没有什么关系？”
俞正声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否认。
李长春推动企业破产，抓住的是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