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个人风格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学习。
中央党校教授、全国著名党史权威陈雪薇回忆，“1979年到1980年，汪洋来中央党校读了一年半的脱产班，专读马列原著。那个年代学习风气好，学原著是一句句地抠，一句句地讲……”
后来，这种“好读书”的风气被汪洋带到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他在重庆、广东任上，都召开过专题大会，督促干部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北京西城区工作时，也是“拼命”读书。这段时间，马凯流露出对政治经济学的热爱，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甚至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的阅读《资本论》1卷至3卷。
除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有时候，利益分配更是考验一个地方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尺。
在忠县文化局当局长时，郭金龙就主持过一次分房。
当时文教局分家后，文化局分得了两万元公款，并用这笔钱盖了栋五层小楼，一楼作为办公室，其他四层作为职工宿舍，每套房子有50多平方米，共八套。
让大家吃惊的是，郭金龙没要新房。当时，文化局机关工作人员一共有7人，除了郭金龙外，每人都分得一套宿舍，剩下的两套，一套给了一名刚刚从成都调来的剧团团长，另一套房子，郭金龙决定分给一名即将分配来的打字员。当时，郭金龙一家住在妻子单位广电局的宿舍里，那是一个筒子楼，房屋面积狭小，屋内没卫生间，做饭只能在走廊里。
当然，善待老干部，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在解决老干部生活问题上定了两点：一是看病不排队优先就诊，医院开设老干部病房；二是两费问题(公用经费和特需经费)要从宽。
1984年，正定全县各部门都没有进口小轿车时，习近平决定先给老干部局买一辆让老干部用；在房子紧缺的时候，他决定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作为离休老干部“调神健体”的娱乐活动室。
正定的老干部曾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个年轻干部但很老练，他是个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他身为县委书记而无架子。他工作严肃认真，办事慎重稳妥，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谁能屡次被破格提拔？
对官员的仕途而言，“贵人”，或者说机遇，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有“贵人”提携，有时可以少奋斗很多年。然而，机遇一般不会主动来找你，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香港《大公报》说，1983年自河北师范大学夜大毕业后，时年33岁的栗战书刚好赶上干部年轻化浪潮，从正科级岗位破格提拔为河北无极县委代理书记、书记，步入政坛快车道。
《领导文萃》则披露，在栗战书升任县委书记之前，社会上出现一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引起他的思考。栗战书于是写了封信，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在信中建议高唱《社会主义好》，并将原歌词中“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没想到，这封信后来被批转到中宣部，并发表在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署名是“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栗战书”。
栗战书从此声名大振，33岁任县委书记，36岁任团省委书记，43岁任省委常委、秘书长。
1983年，四川忠县县长位置空缺。县里开始考虑提拔一名新县长，时任忠县文化局长的郭金龙成为呼声最高的人选。那时，万县地区也有意调郭金龙担任文化局长，郭金龙最终选择留在忠县。
时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说，此前，忠县还没有从局长直升县长的先例。在郭金龙后来出任乐山市委副书记时期，不少同事也评价他有少说多干、虚心学习的特点。
两年后，忠县成为四川第三批体改试验县，县长郭金龙专门写信给万州地区行署报告改革情况，并在县长会上阐述改革思路。
“当时四川省农研室主任李步云也参加了这个会，对他很欣赏，还把他的信转给了到会的各个县长。”黄登银回忆，很快，郭金龙调任四川省委农研室副主任，“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打电话来万州要人。”
有领导的赏识，自己更要有真才实学。孙政才在担任北京顺义县副县长时，年仅34岁，在他分管的领域里，都运用严谨的理论和科学的统筹方法，将每一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高效而成果显著，一些机关人员私下里称孙政才为“孙有才”。据《看天下》报道，孙政才凭其年轻有为，颇得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的赏识。
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则披露了一则不为人知的故事，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选，按照差额一人的规定，市委将“年轻有为”的孙政才增为候选人。当时外界并不看好孙政才，认为他可能只是充当“差额票”的角色，因为孙当时只有39岁，实在太“嫩”了。
不过，选举结果大大出人意料。上述报道说，北京市的党代表们“偏爱”高学历和做事果敢的孙政才，竟然将一位原市委常委给“差额”掉了。孙政才在2002年5月之后的职务变成“北京市委常委、顺义区委书记”，晋升副省级。
汪洋得到邓小平认可，早前不少媒体都有过报道，但万里对他的肯定，报道却并不多。据广东汕尾党政信息网披露，1991年，汪洋在铜陵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后，得到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支持。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召见过汪洋，并给予充分认可。
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调汪洋进京，任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副主任。
据铜陵市旅游局局长姚焕文回忆，汪洋没有什么背景，有一次他和汪洋坐卧铺从北京回合肥，火车走到宿县，汪洋指着铁道边的一栋破旧的平房给他看，那就是他的家，8岁时就拉地扳车挣钱。汪洋幼年丧父，母亲是小学教师，家境不好，但家教甚严。
有人曾评论说，邓小平、万里和朱镕基都是汪洋的“贵人”，不过汪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却开玩笑说，自己在安徽任职期间，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成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建议，“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
彼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当时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当然，汪洋并没有受到影响，朱总理后来发了话，“汪洋是不能撤的”。
领导人在地方或者基层工作中，除了提升精神境界之外，也十分强调自身经验的积累与能力的锤炼。学习领导人的基层工作经验，这方面不应该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