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资料图）
向领导人学做地方官
这期我们聊聊“地方往事”。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看起来有很意思，其实也很严肃的话题。
说它有意思，是因为他们也经历过普通人为官的种种遭遇：有尴尬——比如出国考察被“当成要饭的了”；有意外——比如要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有快乐——比如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在院子里圪蹴着吃饭聊天；有压力——比如稍有突破，就被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坐在火山口。
说它严肃，是因为这些“往事”，蕴含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领导能力：如何迅速打开局面，如何寻找工作突破口，如何协调中央政策与民众需求，如何与部门沟通。
当然最有意思和最严肃的是，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起于州郡”本身当然有意思。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80后干部表示“压力山大”时，领导人在“州郡”如何做官做事，从政起步，就更有意思了。
领导人当地方官，也曾处境尴尬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这里我很熟悉，当年下乡就骑自行车来。”
7月11日，习近平视察河北省正定县，延续了与民众近距离互动的一贯风格。
这是他当选总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到河北，同时也是当选后第一次到自己的从政起点站——正定。
1982年到1985年间，习近平先后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真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从政的起步点，我的基石在正定。”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待正定县招商代表团时如是说。
这是一个新变化。与前几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成长渠道稍有不同，新一届领导人不少都有市县区一线工作经历。
“起于州郡”本身当然有意思。但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80后干部表示“压力山大”时，领导人在“州郡”如何做官做事，从政起步，就更有意思了。
“土”不要紧，重要的是锤炼能力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回到正定，说“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
从政之初不易，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就有手忙脚乱的时候。
据媒体报道，1984年，从医27年的何鲁丽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进入政坛。她回忆说，当时连区政府在哪儿都不知道，“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迷路了”。
对于政府公文，她也很陌生。在简报上写批文，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名字签在右下角，还是办公室主任纠正了她。
再说回习近平。他给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王幼辉的第一印象是，“穿着一件绿色军装，看上去不像干部”，“打扮像个炊事班长”，“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土’”。
好在，这种平民气，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可以迅速助其打开工作局面。
当时四川忠县(现属重庆市)剧团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白志伟就记得，80年代在时任县长郭金龙办公室看《霍元甲》的经历。
一天晚上，大伙看这部剧正看得起劲，突然停电了。失望之余，他们发现剧团隔壁的县政府楼上有一个办公室亮着灯。七八个年轻人一敲门，郭金龙打开了房门。“当时他在写什么东西，一看我们一群人，就问我们什么事。”几个人不好意思地解释了原委。郭金龙当即把他们全让进了屋，打开了办公室的电视。
当时担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就曾评价说，郭金龙没有官架子，有和各个阶层群众交朋友的本领。
当然，多请教、多寻求帮助与提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一般来自两方面，亲人或者老同志。
1981年，刘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任副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她父亲专门送她一首诗，告诫她说：“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散文百家》也曾记录，习近平说：“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当时正定县委书记冯国强)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
地方工作，最重要的当然是锤炼领导综合能力，此时不妨形成自己的为政风格。
习近平在正定养成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个乡、村去考察的习惯。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提升了这种风格，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忠县的历练也让郭金龙“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黄登银说。
在工作上，郭金龙创造的工作流程，也让大家颇为佩服：每个月初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月要干什么工作，达到什么效果，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半个月过去了，再开个会，问工作进展。工作效率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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