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制度绩效实现的限度
任何一套制度都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是长期不变、永存永恒的，都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空限度。制度优势和劣势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关键是如何适应环境的要求，扬优抑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这些优势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通过经济增长弥补甚至掩盖了制度的劣势。
国际社会囿于民主———专制的两分法，或者将威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一般化，用苏联体制的命运或者威权体制的命运来简单类比中国制度的前景，只关注中国制度的弱点，得出的结论更多的是悲观的。而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模式、“北京模式”的讨论，又将中国的制度优势盲目放大，将学术讨论扩散为政治判断，压缩了讨论的空间和想象的可能。这两类分析都存在着观念先行的内在缺陷，难以客观地看待充满活力的丰富现实。
对于中国制度优劣的认识，应该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多个国家，而非个别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系，进行更多方位的比较，既要避免“西方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样的“历史终结论”，更不能盲目地夸大本国制度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制度形式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但在运行中遵循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近代以来，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各国，无不是实现了制度形式的独特性与制度运行的普遍性的有机结合。中国也不例外； 二是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增多，为中国制度绩效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不断通过明显的制度绩效强化本国社会对这套制度的认同，改变国际社会对于这套制度的偏见，从而为制度运行创造了更好的内外部环境。
30 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制度的绩效。在未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社会经济环境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将从根本上检验中国制度绩效发挥的限度。因此，中国的制度不能因为已经发挥出优势而放弃进一步改革完善的努力，优势会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要求的变化而逐步丧失，制度优势的升级势在必行。
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要实现制度优势的升级转变，必须实现两个重要任务： 一是将不断多元化的社会与整体性的制度实现更契合的对接，充分发挥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使制度优势从国家中心向国家———社会合作方向转变； 二是针对现有制度框架大、细节弱的特点，从机制、措施、技术等方面入手，提高制度运行的精细化水平，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使制度的优势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向调整社会关系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