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实现集体行动。社会成员是多样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甚至对立，他们之间如何实现合作，在共同目标实现上达成集体行动是衡量制度绩效的重要标准。［12］制度发挥的是协调不同社会成员关系、调节和动员资源、确定责任和权利的功能。只有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整个社会发展过程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突发事件的增多，集体行动能力在预防风险、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第四，为社会成员提供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一个制度要运行起来，必须与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并作出相应的回应。表达和参与是社会成员对制度的输入方式，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制度输入方式，虽然表达和参与的方式与程度存在着差别。差别的存在既取决于制度的开放性，也取决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利益关系以及社会成员的能力。对于任何一套制度来说，社会成员的表达和参与不能超过制度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造成制度的瓦解。因此，表达和参与的可控性是衡量制度绩效的基本标准。
第五，制度要有自我调整能力。制度往往是对过去的经验和做法的总结和提升，虽然有普遍适用性和延续性，但是也有时空局限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加速，制度的适应力和调整力越来越重要。制度的自我调整能力，是可以通过制度输出和输入衡量的，但是也要关注制度自身的反思能力，尤其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于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以上五条标准的核心就是制度的有效性。亨廷顿在比较了各国发展差异后也承认，“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3］。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是否增进人们的团结，改善人们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1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面临大量的新旧问题，制度的有效性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应对危机、实现发展之间的鲜明对比，使制度有效性的讨论更为热烈。福山在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沦为“否决体制”［15］的同时，提出要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制度。在他看来，尽管中国的责任机制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业、提高生活水平等，其制度有效性远远超过了大部分类似的体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的模式足以启发各国思考，如果一国政治制度不契合本国的文化、历史条件，结果一定是水土不服。“中国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各国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灵丹妙药，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16］
三、从制度绩效上认识中国当代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多样性是通过制度间对话交流竞争，而非制度间隔离否定对抗呈现出来的。一方面，由于交往方式的丰富和活跃，人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他国家制度的机会，也更有可能破除片面的成见或者意识形态标准来了解各国制度运行的细节、各国制度之间的差异，由此增强了认识上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在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的同时，也对本国制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得国内期望与国际示范有效地互动起来，形成了推动制度调整变动的新动力。这种变化直接推动了各国制度的自我反思、相互学习以及自我改进。各国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劣势不仅得到全面展示，也在处理许多新问题的过程中被放大。
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调整完善的过程。这是中国与许多国家在制度变革上的巨大差别。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不仅是为了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资源，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也是为了提高制度的开放性和竞争力，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推动制度的改革完善。因此，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制度意义上的。这些成就被凝练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提出，说明了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了更强的主体意识，正在从调整制度以适应环境转变为发挥制度优势来改善环境。
无论是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时间节点，还是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作为时间点，中国发展取得的绩效都是明显的，并且被认为在经济发展上还具有强大的潜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这说明了中国制度不仅具有效力活力，也在不断增强吸引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的推进凸显了国家和制度的重要性，［17］为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和机会。高柏用“魔方国家”概括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模式，认为这样一种国家从来就不视其自身为环境变迁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它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时一直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去建构起新的国家能力。［18］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将整个国家的制度优势与社会成员的活力、创造力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抓住了发展的机会。虽然中国的制度具有独特性，但是在运行上符合全球化时代对于各国制度提出的一般性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是其适应了中国的国情，而其普遍性则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首先，坚持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作为重要任务。对秩序的重视，既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价值，也来自“文革”的沉重教训［19］，更取决于执政党对于中国发展所需前提条件的判断和坚持。1990 年 12 月 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1992 年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政治稳定”是不断前进的条件之一。后来江泽民多次论述了稳定的重要性，以及稳定与改革、发展三者的关系，认为稳定是“前提”。随着社会利益观念的多元化，社会差别的拉大，各类社会矛盾也在增加并时有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执政党一方面不断深化对社会稳定的认识，先后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念，来寻求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政策措施、制度机制，另一方面则加大实现社会稳定的资源投入，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法机关建设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展望中国的未来发展时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20］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的秩序优先在国家间竞争中显示出两个方面的明显优势： 首先，稳定的秩序是获得国际资本投资的重要条件。虽然中国长期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居于各国前列有多重原因，但是稳定的秩序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次，稳定的秩序有利于国家进行长远规划。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在科学技术创新中掌握先机和制高点，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比较优势的合理转化方面，国家的长期规划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不仅实现了稳定的秩序，而且显示出维持稳定秩序的能力。这可以为中国制定和执行战略规划提供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