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中国时政 > 中国聚焦 > 正文

热闻

  • 图片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通过有效发挥制度优势,中国把握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不仅很好地解决了本国的发展问题,而且为解决各国面对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选项。中国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全球化时代坚持制度多样性的意义。

  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着发展困境。在制度形式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参考西方的制度设计,建立了一套完整相似的制度,但是与本国国情脱节,无法有效运行。即使是实现了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由于国家的治理能力不足,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无法仅仅依靠选举来解决。不仅这些国家自身,而且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越来越认识到简单的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国家发展的重点从建立西方式的制度转变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4]这说明,有效的制度,必须是扎根于本国国情的制度。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显示出治理的改善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民主化来实现。简单地使用民主———专制这样的两分法来看待这些快速发展国家,无法客观全面地理解这些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与本国制度的关系。这种认识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一方面,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学者开始认真地检讨关于中国的判断,更加客观地对待中国的制度特点和制度优势;[5]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做法也开始受到发展中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新闻周刊》在2009 年的一期杂志上以“为什么中国行得通?”作为封面标题。在内文开篇就说,“中国是今年唯一一个可能取得靓丽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

  治理重要性的提升,说明了不同的制度都会遇到治理的困境,但也会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陷入对制度的价值预判或者意识形态定性,尤其不能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不同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而要重视制度的治理绩效。“在一个政治经济模式相互竞争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为民众提供物质利益的能力来判断哪种模式更具吸引力,而无论这种模式有多民主。对于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与西方不同的制度,只要它们推动的是进步而不是暴力,西方就应该尊重它们的政治自主权。”[6]

  制度绩效集中体现了制度运行的结果,它指的是制度运行取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效果,集中体现为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不同的制度会实现同样的制度绩效。[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近年来进行的治理指标评估都可以视为对制度绩效进行比较和评价的实践探索。而一些学者也以“治理”为核心概念设计了多个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选取了一定量的国家进行评估实验。这些努力说明,即便是不同国情下的不同制度,在许多领域也是可以进行绩效比较的,可以确定较为客观的标准,形成底线性共识。如果制度运行有利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有效的,就会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

  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不能简单地用当今横向的维度来衡量各国的制度绩效,必须选取历史纵向的维度来比较各国制度绩效提升的过程,并以此为主要尺度,再辅以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比较。尤其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各国的唯一标准。那样就会忽视各国为提高制度绩效所作的努力,也会导致对各国制度多样性的否定。库普钱在评论各国的政治多样性时提醒说,要认识到没有哪个国家哪种体制能够垄断“善治”的提供。正如没有民主的普遍形式,没有责任政府的普遍形式一样。[8]

  制度绩效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进行不同的类型学划分。从制度作为一个系统的视角,可以将衡量制度绩效的标准分为三大类( 见表 1) : 一类是制度产出标准,即制度能够提供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产品,包括秩序、基本公共品和集体行动; 第二类是制度输入标准,即社会成员对于制度的态度、要求及其表达,可以分为对制度的承认和参与两个层次; 第三类是制度改进标准,即制度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完善的能力,可以分为自我调整和自我纠错两个层次。只要达到其中的大部分标准,就说明了该国制度能够稳定运行,实现基本的治理效果,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第一,维持秩序。这是一套制度存在的最基本的功能,就国家制度来说,它首先要将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相互冲突造成整个国家的破裂、社会的动荡。[9]就单个制度来说,能够起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作用,减少社会成员成规模的破坏制度行为。目前国际社会讨论的“失败国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项制度无法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性。

  第二,提供公共品。从广义上讲,秩序也是一种公共品,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公共品的范围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充。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成了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有学者称之为“社会幸福主义”,即国家为了寻求统治合法性,给消费者提供不断增多的商品和公共设施。[10]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学者研究发现,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是这些新兴国家获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来源。白鲁恂曾说,“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为政治系统的一种属性,其特别与政府结构的绩效有关,取决系统能力的主要因素。”[11]由于公共品内容的丰富,所以可以选取社会安全、纠纷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的公共品作为衡量制度绩效的底线标准。

  • 责任编辑:宋代伦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