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世界多极化格局为各国制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大国主导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也相应瓦解，世界范围出现了新一轮建国热潮，出现了更多的国际主体。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转移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个变化。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欧盟、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均衡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有利于抵制“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利于弱化意识形态的制约，为各国坚持本国制度，实现自主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的失败，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建成的。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各国也在努力动员本国优势，制度的重要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尽管各国更容易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复制他国的制度，但是必须使外来的制度实现本土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三，即使是有很多类似性的制度也不能简单等同，而是存在各种差别。在冷战期间，各国制度被轻易地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二元标准划分，只强调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既有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有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还有北欧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而在每一种模式中，还存在国家间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模式中，既有前苏联模式、古巴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也有其他富有国家特色的模式。这些制度差异远远不是意识形态所能解释的，而是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地理人口环境、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国家利益的明显化，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性更加突出，并且这些差异性往往成为决定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的不同应对方式及其取得的效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即使是同一种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具有历史多样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现在的成熟稳定制度都经历过重大变革。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制度，在制度内容和运行方式等方面，与 200 年前、100 年前，哪怕是半个世纪之前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化更大，甚至发生着颠覆性变化。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使每个国家主动调整制度，但是并非都能取得突破和成功。即便是所谓制度完善的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制度改革的困难。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政党领导人频繁变动，欧盟部分成员国遭遇的高福利改革僵局，美国一波三折的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基础设施的艰难改造，以及席卷英美多国的“占领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说明了西方国家的制度改革深受长期固化的利益格局制约，短时期难以实现制度的自我纠错和改进。
二、治理危机与制度绩效
在制度多样性得到广泛承认的同时，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再工业化这些重大社会经济变化也对各国制度运行提出了崭新而严峻的挑战，各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治理问题或危机，一方面各国制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僵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无法及时回应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制度绩效发挥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要求和期待。
比较而言，一直对自身制度充满信心，并且力图将之推及世界的西方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受困于制度的制约，难以对面临的问题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遭遇到严重的治理危机。库普钱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个： 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 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 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3］前苏东国家虽然进行了彻底的制度重建，但是转型过程艰难。无论是制度性质的改变，还是具体制度的调整，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停滞、严重的社会危机，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落后于改革前。显然，制度转型不仅是制度形式上的，更要体现在制度效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