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杨晶在开班讲话时强调，“特别是内需外需、投资消费关系的调整。我们喊了很多年，也搞了很多年，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紧迫感带来了两大亟待突破的生产力束缚：
一者，资源环境压力成为发展的重大制约。我国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增加，一些地方的大气、水、土壤等都受到污染。不仅工业对土壤造成污染，农业长期使用化肥，对农村的水特别是土壤也造成了大面积污染。部分地区雾霾天气频繁出现，老百姓反映强烈，意见很大。
二者，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生死攸关。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进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而国际经验显示，不少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发展方式落后、技术创新不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失衡、收入两极分化、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激化等困境，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掉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来讲，是史无前例的探索，更是对我们党和政府严峻的考验。”杨晶指出，要闯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关，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推动转型升级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结构失衡根子在机制
“经济转型升级很困难，原因在于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还是不清楚，表现为经济运行中行政对经济的干预过多，行政手段当前是强化了，而不是弱化了。一些本来由市场和企业承担的职能却由政府主动地来承担了。”广东学员的观点，得到了多位学员的赞同。事实上，35名学员组成的研讨班，在具体谈论中分成了三个小组，但不同小组在分析当前面临的难题时，无一例外地都聚焦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
一方面，从市场方面看，当前市场活力不足，行政对市场的干预过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未能真正发挥，企业过多依赖政府的扶持，过多依赖政策的优惠。
研讨班学员认为，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没有一视同仁，“比如说优惠政策重国企轻民企，重外资轻内资，多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对民营的偏少。”更为关键的是，政府过多干预土地、价格、资金等要素，影响了市场的信号。有一些学员特别提出，“过去经济学比较通行的平均利润率，现在都不能真实衡量企业的经营情况。”
另一方面，从政府方面来说，仍然是审批的事项多、环节多，控制市场的权力太大。
有学员指出，“政府的审批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府审批存在着既得利益和寻租的空间，使得行政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这使得这些行政审批偏离了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