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有人认为下卷可以写得更展开一些，比如习仲勋曾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时候对中国法制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贾巨川：五届法制委员会，他在广东的时候先是当第二书记，后来当第一书记，可能是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时候兼任的;后来他就不当副委员长了，直接当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从81年6月当到82年的9月。十二大开了以后，习老在书记处还留了两三年，所以习老这时候的主要精力在书记处管党务，法制工作这一段他是兼职，顾不上。
《21世纪》：《习仲勋传》完稿之后的送审过程是怎样?
贾巨川：首先是给习老看，看了20多万字，后来下卷的，他不看了，后来给老太太看，最后给习近平看，习近平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央规定，要走3个程序把3个关，这些都是出版社完成的。开始以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看了，中央党史办就不用看，结果还是要给中央党史办看。
《21世纪》：你怎么看待现在各地方纪念习仲勋的活动?
贾巨川：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念，我们要继承学习他们变革社会和投身社会的精神，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应该以老一辈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来纪念。比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在西北发动的士兵暴动达70多次，假如这70多次都搞成这样的纪念，就搞成了一个灾难，没有任何意义。
《21世纪》：你认为哪些故事片段能够代表习仲勋的为人和品质?
贾巨川：习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本身是从劳动人民中走出来，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深有体会，他在世的时候能够讲到很多群众路线。比如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革命，当时贯彻全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把地主富农赶到山上去吃草，当时左得严重，伤及到了许多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致了富的人和一些革命干部，当时只管阶级，不管其他。中央开会后，习老在陕甘宁边区做了很多调查，给毛主席写了3份报告，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要划分老区、半老区、新区，团结了一批可以团结的群众。我写的《习仲勋在土改中的工作纠偏》具体提到了。
《21世纪》：这本传记有没有比较遗憾的地方?
贾巨川：后来补充完善修改的没有加进去。我对部分史实有保留意见。写作风格严谨性也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