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广东民谣唱道：“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描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逃港潮”。当时正值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他一方面从尊重人权、善待民意的角度出发，下令将偷渡外逃“内部矛盾化”，严禁向逃港者“开枪”；另一方面则采取治本措施，彻底解放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从根源上留住人心。正是这位充分尊重事物复杂性的政治家，正是这一系列深具睿智和远见的施政韬略，让这段沾满民众血泪的悲情史，最终成为南粤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催产针。
20世纪70年代逃港潮 资料图片
大公网10月14日讯(记者 郑曼玲)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30多年前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但好多人对背后的真正意图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1978年，习仲勋到广东上任后，马上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第一次外出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难受。”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才抵达宝安县城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而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几块竖在街中央的石头，把狭窄的街道一分为二，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繁华热闹，宝安这边却杂草丛生、萧条冷落。习仲勋了解到，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元港币，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俚语。
临别，习仲勋心情沉重地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宝安之行让习仲勋深受触动，他亲自带队到逃港风严重的惠阳、汕头等地制订有关防范措施，并与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工委配合，争取香港当局出台有关条文和措施，包括：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将被罚款5万港币，并坐牢一年。这些措施公布后，给偷渡者很大震动，很多香港雇主也不敢以身试法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也及时对某些敌视逃港者的情绪做了纠正，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关于对逃港者“不开枪”的指示，并订立了“不要搜身、不要批斗、不要虐待、不要罚款、不要歧视”几大原则。“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回忆道，“习仲勋说，无论是从农民的觉悟，还是农民受到的生活压力考虑，如果把偷渡的农民都看成政治上的原因，那就会把大批农民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上，这是不对的。在当时情况下，习仲勋能这么分析，真是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