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长沙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刘耘选择离职。摄影|苻芳钊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意气风发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