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