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