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编制不光是人，也是资源。有编制就有财政经费、检测经费和项目。给多少编制，也关系到以后能不能做好监管工作。”广东食药监系统一位内部人士说。
就食品安全监管而言，新成立的机构急需两大资源：执法人员和检测设备。然而现实是，工商系统希望留住人员，质监部门希望留住设备。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接受编办调研时，很多省的工商系统反映，与食品监管相关的人员和事项都“很少”，无论是按监管主体划分还是按专职人员划分，划转编制都不能超过10%。
然而实际情况呢？甘肃省编办在改革启动之初曾做过调研。以一个县区级工商分局为例，2012年该分局共接收了31份专项整治公文，其中20份与食品监管相关，另有10份与食品药品监管相关的文件以密电的形式传达。而在乡镇工商所，大多数基层执法人员往往将5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食品监管上，因为检查频次高、内容多。调研人员曾经问一个乡镇工商所所长，“如果让你去新成立的乡镇食药所担任所长，要带多少人走？”该所长当时回答：“至少一半以上。”
基于此，甘肃省食药监部门才建议从市县工商部门连人带编划转30%左右，但最终只实现了16%，每个乡镇工商所仅划转1人。即便如此，这已是工商划转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了。
“在上报相关人员时，是可以钻空子的。”华东某市工商干部赵荣（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2009年6月国内才开始启用食品流通许可证，如果仅以此为依据进行统计，很容易得出“食品经营户不到经营主体总量10%的结论”，而基层的直观感受是，经营户中至少有八成与食品相关。
相对而言，质监系统仅流失少量的人员，但依照要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检测设备应予整合。
“即使是三线城市的食品室，每年食品专项检测经费也近百万计，基本占当地检测中心业务收入的30%-50%。”河南某市一名质监系统的工作人员说。
基于利益，一些省份的质监部门总是强调，其设备属于综合检测，“不光检测食品，还要检测棉花”，如果划转，整套系统都会瘫痪。于是，不乏质监食药共建检测中心的提议。
由于在改革中人员和设备很难到位，一些新成立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担心，“如果只交任务不交人，只有责任没有资源，那么只能辞职保晚节”。
“中央一个文，省里一张纸，市里一句话，县里几个字。”有基层官员以此来调侃改革中遭遇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