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后来，您怎么想到去日本留学？2008年，又是什么促使您放弃日本的教研生活到上海交通大学执教？
季卫东：留学日本，不是我的选择，而是被派遣。到日本后我发现，研究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日本具有独特的优势。
回国工作也许是使命感吧。我一直有回国为建设法治国家做贡献的打算。而且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寻找一个比较能自由“尽人事”的地方，这就是我离开神户大学的原因。
法治周末：您对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主要进行了哪些改革，是否受到了日本法学教育的影响？
季卫东：转瞬间，我到上海交大法学院已经4年多了。在这段时间，我按照围棋的“金角银边草肚皮”和“谋势不谋子”原理，对凯原法学院的教学、科研、国际化以及社会贡献等进行了布局。
从2012年开始连续两年，凯原法学院在著名的QS世界大学排名榜中进入法学专业全球百强之列，从国际声誉来看已经进入中国大学法学院第一方阵，也是北京之外唯一获此评价的法学院。
我们的法学教育改革虽然受到日本、韩国经验的激发，但也汲取了这些国家失败的教训。其中，启动法学教育改革工程，确定采取“三三制”法科特班模式，是我们学院的一项创新举措。
受益北川善太郎
法治周末：您在书中提到，“悼念北川善太郎——一位对世界格局的变迁有着深刻洞察，在东瀛长期关注中国法治的人师和制度比较研究的巨匠”。可否具体谈谈他对中国法治的研究和认识以及对您的影响？
季卫东：北川善太郎教授是日本最国际化的法学家，是民法学和比较法学的泰斗，是跨学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在德国和美国也享有盛誉。在大多数日本学者仍然轻视中国制度创新经验时，他就开始关心和支持中国的法制建设，并鼓励自己的弟子研究中国法。
1987年国务院法制局刚成立，我帮忙联系和安排了该局的访日之行。在京都，所有活动都是北川教授组织的。除此之外，他还热情接待了许多法学界访日代表团，也多次到中国参与民事法律制定的讨论。为了支持中国法制建设，他是不忌惮非议的，这样的日本法学家实在难能可贵。
我在京都大学留学期间以及到神户大学任教之后，一直得到他的关心、支持以及奖掖。在京都大学成立的一百年中，授予法学课程博士学位的非常少，北川教授的学位证书编号是第9号，我获得的证书编号是第10号，这两个号码之间相距32年。这就是我与北川教授的缘分，所以我们称得上忘年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