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人总结他的工作方式为“一线工作法”。他很少在办公室坐着，而是整天泡在工地。他不仅是城市的规划者，而且还是超级监工。经常天不亮就一个人出门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市长带着各部门负责人在街头办公是大同一景，所到之处常引起市民围观，拍照。
耿彦波的施政风格较为强硬，时常突破规则和程序。按照规定，工程建设必须先办土地证，才能办规划证，才能招投标，才能办施工许可证，最后才能开工建设。而现实情况是，当年申报土地，第二年底国务院才能批回，才能办土地证，这意味着第三年才能建设。“大同这么快的建设速度，不可能等到手续齐全才开工。”知情人士称，因此，未批先建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场馆甚至边设计边施工。
在拆迁问题上最能体现耿彦波的铁腕，他的名言是：“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能等待。”不论市民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员的房子，都照拆不误。
西大街拆迁中，他动用武警封锁现场，拆迁人员破门而入，将被拆迁人扔到车里拉走，然后强拆。他自己则在旁边的云冈建国酒店顶楼密切关注拆迁的全过程，他也因此获得“耿拆拆”“耿鬼子”的绰号。
城市面貌的快速提升使普通市民们都了解他的造城计划，出租车司机也能随口说出“一轴双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等耿氏理念。耿彦波离开半年之后，其极富个性的作风仍是街头巷尾的一大话题。一些市民甚至相信，如果耿彦波还在大同，城市规划一定能够完成。
一位官员总结道：“耿彦波的能力、勤奋和强势个性使得他对这座城市形成了一种个人信用，大家觉得，只要他在，一定能‘玩’下去，一些开发商甚至愿意垫资开发。但这种个人信用是双刃剑，他一走，信用就不在了，一些工程队宁愿跟他去太原，也不愿意留在大同。”
大破大立的狂热气氛逐渐褪去，大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些人也开始反思耿氏的造城计划是否过于超前。
耿彦波认为古城中的现代建筑毫无价值，是“垃圾建筑”，所以不论修建时间长短，都一并拆除，以追求古城的完整性，这被当地一些专家批评造成了浪费。此外，按国际标准设计、投资巨大的五大场馆也有人怀疑必要性。“谁来大剧院看表演呢？”上述当地官员说，“摊子铺得太大。”
耿彦波认为外界对城市建设和政府债务的看法存在偏颇，“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造城，改善了民生，还留下那么多的资产，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财富。”然而，政府主导型的强力造城亦给大同留下后遗症：土地经营下滑及债务让城市的续建失去了腾挪的空间，更进一步的古城旅游开发新政府无暇顾及，而那些空空荡荡的四合院谁来经营，那些拆了一半的棚户区如何处理，新区如何不论为空城等等，都是待解的疑问。
本刊记者董欲晓、实习生吴君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