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指控，2006年至2009年间，刘志军擅自决定由丁书苗推荐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西煤炭集团）参与动车组轮对组装生产项目，并指使时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人具体落实。山西煤炭集团成立智波公司参与经营轮对项目，并按照与丁书苗的约定，为丁书苗出资9000万元，最终使丁书苗实际控制的公司无偿持有智波公司60％的股权。经鉴定，立案时该股权价值2.11亿元。
2007年10月，智波公司与意大利路奇霓钢铁机械公司组建合资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建立高速动车组轮对生产和检修基地。而在铁道部的支持下，早在2007年3月这家公司还未建成投产时，便接下了第一个订单，加工和组装西门子动车组的轮对。
丁书苗被调查后，2012年6月，山西煤炭集团董事长杜建华被免职，同时被带走协助调查。公开资料称，杜涉嫌在与丁书苗合资智波公司过程中，与对方有利益输送关系。
铁路工程信息显示，博宥集团控制的山西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在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及广深港高铁工程项目中均有斩获。
借势刘志军，丁书苗还将触角伸至高铁的衍生产业，其实际控制的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一度垄断高铁车站的广告权。2010年，铁道部主办第七届世界高铁大会，恰逢丁书苗控制的这家广告公司遇到经营资金困难。检方指控，刘志军擅自决定由该公司为高铁大会赞助企业做宣传，并指令张曙光扩大赞助企业范围、提高赞助资金数额，将赞助资金1.25亿元转入广告公司名下，而此笔款项实际用于与高铁大会无关的事项。
轻罚何来？
对于检方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刘志军均当庭表示认可，甚至在法庭审理还未结束时，他便主动表态“绝不上诉”。知情人介绍，从侦查阶段起，刘志军就表示出明显的悔罪意图，完全认罪。公诉前的关键时刻，他权衡再三，与自行委托多时的辩护律师主动解约，转而接受官方指定的代理人。
虽然刘志军在主观上全部认罪，其代理律师钱列阳依旧对一项受贿指控进行了无罪辩护，这也是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唯一争议的焦点。
这笔多达4900万元的贿赂来自丁书苗，是刘志军指控中数额最大的一笔。检方指控，刘志军指使丁书苗“捞”何洪达，丁书苗支付4400万元找人帮忙，但最终未能办成；刘志军还指使丁书苗帮助铁道部一名副部长扶正，丁花费500万元活动关系，也无果。检方认为，两笔款项的性质应为刘志军的受贿款。
钱列阳认为，刘志军确实委托丁书苗办事，但丁书苗自行决定在非法行为上花钱，且这笔钱最终被无业人员骗走，钱的所有权从未转到刘志军手里，因此刘志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性贿赂是否入罪也是公众对此案的又一个疑问。铁道部曾内部通报，称刘志军生活腐化，存在玩弄女性的情节。调查提到，在2003年至2009年间，刘志军先后在豪华酒店、高消费娱乐场所嫖宿多名女性。其中，三名女子系由丁书苗出资安排。
对此，钱列阳表示，无论是刘志军的案卷材料还是庭审，均不涉及他接受性贿赂的情节，且在刑法上并没有性贿赂的概念。
将贿赂规定为财物，源于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贿赂扩大到“财物或者其他手段”，但是1997年修订刑法未对贿赂范围作出相应调整，贿赂仍仅限于财物。不过，将非物质性利益纳入贿赂范畴，已成国际趋势。德国刑法典将受贿对象规定为“利益”，丹麦立法将其表述为“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瑞士则是“贿赂或免费利益”，均包括非物质贿赂。中国已加入并在2005年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的界定是“不正当好处”，亦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方面。
李永忠分析，刘志军和丁书苗的关系是超越行贿受贿双方一般程度的“心照不宣”：“心照”的是双方的默契，“不宣”的是默契程度很高的利益。刘志军已经把丁书苗作为他的自己人，丁书苗也把刘志军当她的靠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丁书苗的钱也是刘志军的钱，而刘志军手中的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丁书苗手中的权，只是他们手法聪明，不需要固化到合同、契约上。
“反观30多年的反腐，最大的失误是始终没有从原点去反腐，总是着眼于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不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致使权力集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李永忠称，刘志军即是典型的一例，总病根不解决，不发现权力结构的问题和漏洞，下一个李志军、王志军、张志军还会出现。
对于刘志军被指控的受贿数额，控辩双方无争议的部分已超过1000万元，属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在发表量刑意见时，公诉人仍向法庭提出，对刘志军可以从轻判决。理由是他本人主动坦白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且其涉罪的赃款和造成的损失都已追回。这亦引起舆论的巨大反弹。
在法庭审理的最后陈述阶段，60岁的刘志军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悔过书，十余分钟内几次失声恸哭，“告别演说”式地剖析自己犯罪的心路历程。
作为铁路系统窝案中级别最高的涉案人，刘志军此番受审，意味着这轮波及面广的贪腐风暴已近收官。而丁书苗、张曙光两个重量级涉案人员尚未接受审判，风暴又远未尘埃落定。
本刊记者徐潜川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