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价格
在这个贿赂样本中，部分干部的行贿目的存在多样性，比如他们的贿赂诉求同时包含希望能获得工作便利，以及获得职务升迁。这种情况，在总体中占到21起。
在行贿的129个官员中，行贿额最高的为48.2万元，最低为2800元。其中前者来自华亭工业园区前党委书记王恺昀。在华亭，由于该工业园区直属省级，工业园区的一把手便属于副县级干部。调职到工业园区前，王恺昀已经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个科级位子上服务了三任领导，是任增禄突破了他的升迁瓶颈：2009年7月王恺昀被提拔至华亭工业园区主任、2010年12月其继续得到提拔，担任工业园区党委书记一职。为了感谢任增禄在提拔升迁上的照顾，王恺昀在2008年至2012年春节前，先后向任增禄行贿48.2万元。
最低的一笔行贿额则来自华亭县档案局局长甘毓芳，2008年春节前至2010年春节前，任增禄收受其贿赂2800元，为其提供工作便利。
虽然每名干部的行贿数额不同，但结合行贿目的分析可知，行贿事由与行贿数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县级的政治贿赂呈现出“市场化”局面（见图2）。
其中，以希望任增禄提供工作便利、帮助亲戚安排工作的行贿额最低，平均数额为1.8425万元与2.25万元；以提供招商引资关照、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为最高，平均数额为9.7263万元与8.2万元。同类行贿的数额差距十分接近，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市场价格”。
当行贿人一次行贿存在多个目的时，其对应的行贿数额也会水涨船高，吻合了“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潜规则。
从图2可知，虽然希望让任增禄推荐为副县级后备干部的个数不多，但平均数额要大大高于普通科级岗位间的调职升迁，超出近2万元。
所谓“副县级后备干部”，并不是一个具体职务，它相当于组织部门在科级公务员中选拔副县级干部时所确立的一个候选名单。依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于考察人选的范围，采取民主推荐、组织推荐等方式，最终由县里的党政领导班子产生与上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通过县委会议来确定——会议上县委书记会提出有关人选供大家讨论和投票，但一般都只是走个流程，可以说决定权仍旧在书记的手中。
在华亭县，副县级的干部职位不仅包括县委常委、县政府的常务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四大班子”的领导岗位，也包括安口镇以及工业园区的领导岗位。对于华亭县中的科级干部来说，进入这份名单，就意味着半只脚已经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一旦有职务出现空缺，名单上的人就可以迅速获得提拔。在县级官场中，科级干部能升到副县级或以上的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科级干部只能在同级岗位之间流动与周转。这是基层干部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也是升迁路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坎。
提拔到副县一级的干部，也意味着进入省级组织部门的视野，因而就含金量而言，让领导推荐为副县级后备干部，分量远远超出一般的提拔调动。
在这种背靠背的官市中，虽然对于特定事项的行贿数额相对固定，但伴随着时间有增长趋势：在所有行贿样本中，超过10万元的共有25起，时间均在2010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