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体成功建立起国家从君王直到城乡最底层官吏的纵向统治体系，但国家缺少横向的组织架构平衡。原有的地方领主机构，城市的行会组织，城乡的自治团体，教会对教区的管理，各省的三级会议几乎都被行政机关代替，没有任何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行政系统沟通和交流信息，反馈民意。专制政府还自鸣得意，无形中已成孤家寡人，背上无限责任。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城市中一切工程都要奉照御前会议的方案办理。工程招标要在总督或代理人面前进行。甚至公众的喜庆活动也要由官员主持，由他命令何时点放灯火，何时张灯结彩。
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法国人民变得十分怪异扭曲，托克维尔说：“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败象，但专制主义喜欢人人如此，“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同上，第35页)这就是现代人称专制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游离的原子，原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需要集权的、专制的制度保证。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君主制国家仍然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原先的领主贵族，虽然大部分失去土地，但还没有像英国那样资产阶级化，同时还严重妨碍新兴资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法国旧的上层建筑虽然未变，但其基础却大大变化了。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来讲：“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同上，第175页)当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在大革命中顷刻毁灭之时，革命的领导人和刚刚获得平等的人民仍然需要政府，需要国家机器的保护。托克维尔说：“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同上，第244—245页)他说的“那位天才”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说的专制政府则是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也即旧制度中国家机器的一种新的专制形式。
如果说托克维尔对拿破仑、对第一帝国的评论还是两分法的，那么他对路易·波拿巴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则是充满仇恨，并且极尽嘲笑之能事。在这方面他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极大的相同点。
拿破仑三世在法国1848年2月、6月革命洪流之后，当上了总统、皇帝。他也是历史的工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开拓道路的作用。但他极无政治信义，好大喜功，纵容社会纸醉金迷、贪污腐化，鼓励各人自扫门前雪，只顾个人发财的市侩生活。托克维尔认为，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政府掌握着无穷无尽的恩典、赈济、荣誉和金钱，具有的手段既有诱惑性又有强制性，足以平息一切反抗，整个社会生活万马齐喑，巴黎上层是放荡不羁的享乐风尚，感情、思想杂乱无章。托克维尔虽然极力称赞法国大革命，但他内心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法国又扩大了专制的国家机器，而多数法国人又选择了倾向帝制的路易·波拿巴，回到了大革命前的君主制！
当路易·波拿巴把法兰西共和国又变为第二帝国时，马克思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该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当路易·波拿巴把行政权力提到皇权的极致，而立法机构又做了行政机构奴才和帮凶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才做上了皇帝。而这里的“物种基因”则是从法国波旁王朝、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和集权意识主导的法国人。
托克维尔是一位难得的历史学家，但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恐惧和敌意。他只见过布朗基一次，那是在法国1848年6月革命的前夜。他说在议会上：“一个人登上讲台，此人我只在那一天见过。然而一念及此，我就充满厌恶和反感。……一副凶恶、下流的模样，……人们告诉我他就是布朗基。”
(《托克维尔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托克维尔这种感觉不是偶然的偏好，在同年的二月革命中，作为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他预感到：“自2月25日起，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体制猛然从革命者的头脑中冒出来，在大众混乱的头脑中传播。”(同上，第81页)“这些理论相互之间分歧极大，常常截然相反，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它们的目标全都不着眼于政府，而是力图触动社会本身——即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全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同上，第82页)
在此要对托克维尔的观点做一些说明，他这里指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包括像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主张的那些社会主义。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世篇——《共产党宣言》是于1848年2月21日出版的，仅早于法国二月革命一天。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关心法国大革命及巴黎公社等历史事件，现在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国家理论是如何回答法国旧制度遗产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