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慈善基金会对外援助的方式是多样化的。
有些慈善基金会以一些专业性的机构和组织作为中介，把物资提供给这些中介组织，再由这些中介组织分配给受援国。盖茨基金会、威廉和弗罗拉 休利特基金会（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帕卡德基金会及便是如此。2003-2004年间盖茨基金会提供的资金从1.03亿美元增加到8.43亿美元，其中7.53亿美元捐赠给了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及该联盟的金融分支机构即疫苗基金。[4]基金会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外援助的专业化。
有些慈善基金会发展一些本地的非政府组织作为合作伙伴，把这些组织看作是援助的接受者。福特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The W. K. Kellogg Foundation）、麦克阿瑟基金会、查尔斯 斯图尔特 莫特基金会（The Charles Stewart Mott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和索罗斯基金会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还有一些慈善基金会资助进行国际活动的美国国际机构。例如，莉莉基金会（The Lily Foundation）就给予在发展中国家活动的美国私人自愿者组织以物质支持。1998年，所有慈善基金会总援助的42.7%和援助金额的39.7%给与了海外的接受者，其余的直接给了在海外活动的美国的国际机构。[5]
第三，美国慈善基金会帮助受援国在各个领域建立美国式的机构和制度。
卡内基基金会从成立之初起，大力资助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建立图书馆、教堂和学校。一战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布鲁塞尔大学的医学院和成立“北京协和医学院”。二战结束后，慈善基金会推动一系列国际医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技术和农业机构在受援国建立。
冷战结束后，美国慈善基金会资助转型国家建立新机构。如，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座落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资助布拉格的经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心。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和皮尤慈善信托（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资助匈牙利的经济研究所、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中心和市场研究所。这些机构的建立和运行基本遵循美国方式，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化”风格。
慈善基金会也资助一些诸如外国人到美国学习和交流等短期项目，但这些项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实现建设长期性制度服务的。因为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一些机构和制度是需要得到政府的配合甚至是支持的，而在这项制度建立之前，尚没有国家精英能真正理解其运作的奥秘。慈善基金会为了在国外建立美式的机构和组织，往往会首先资助一些政府官员和教育家亲自到美国的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调研，这种最节约的投资带来的巨大回报就是推动制度从美国向国外转移。为了保证这些机构运作，基金会还资助一些在本国国内拥有工作的学者到美国学习，鼓励这些人完成学业后回国继续以前的工作，并在工作环境和设备等方面给予一定资助。可以说，随着慈善基金会对外援助活动在全球的扩展，美国的一些政策随之转移到了全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总之，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对外援助活动总体上呈扩张趋势，从数量、资金到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都在不断更新变化，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加强，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