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2009年，我和一些朋友们响应一个国际环保NGO野生救援（WildAid）的号召，一起发起倡议拒吃鱼翅。当时就有位被我们拉过来签字的企业家说：这个我不能签，比如我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这位企业家朋友最后没有签字，但我们都签了。三年过去，没听说哪位签字的老板因为不吃鱼翅而生意做不成了。姚明还给野生救援拍了广告片──“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几乎妇孺皆知。我看到网上还有人拿来恶搞。似乎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丝毫不受影响。
一个认为自己的饮食偏好（不吃鱼翅，不喝酒）都会导致官员生气的企业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得矮化了。更何况，这个心理假设的前提是，政府官员们心理上都是些长不大、被惯坏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迁怒。
万科从成立之初就有句口号，叫“不行贿”。当时也有人在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
“中国企业家论坛”有一个持续的话题，就是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问题。我讲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企业家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这不仅包括人们日常所关注的器物和制度层面，也包括夹在这两层之间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与商业文明，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第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们，如胡雪岩、雷履泰等，都是出色的管理大师，但在面对公众时却面目模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 “徽商”或者“晋商”，那么社会也就认为他们仅仅是商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砥柱：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张謇当选“最受敬仰之人物”。如果荣德生和张謇们还是和他的前辈胡雪岩、雷履泰一样，仅仅以创办一家成功的商号为目标，我无法想象他们能获得社会如此的承认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