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呢，要选副总统，他属意的是孙科，但最后是李宗仁当选。这是个很大的挫折和耻辱，孙科如此不成材让他感到很生气。然后，他想任命张群担任行政院院长，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只有提名权没有任命权，任命权在立法院手上，要立法院过半数同意才行。结果立法院不同意，所以行政院院长的提名又难产了。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结果新政府于5月20日成立，最初几天都没有行政院院长。最后蒋改提了翁文灏，勉强通过。
到了8月，金融状况不佳，通货膨胀严重，蒋坚持要进行币制改革，很多人都提醒他说现在时机不好，但行政院院长和财政部部长都支持，于是就推出了金圆券，蒋经国还亲自到上海督行经济管制，“打老虎”，但币制改革还是失败了。翁文灏引咎辞职，换孙科来做行政院院长，而孙科原来是立法院院长，空缺之位就需要通过补选产生，结果蒋介石提名的新立法院院长又没被通过。
再加上从辽沈一路败下来……这一连串的挫折让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在流失，党员对他的指令是可以选择性地接受和执行的。
人物周刊：那他如何应对？
刘维开：他当时就想重新改造国民党。其实在抗战后，一部分国民党员就开始发动“革新运动”，但是面对国民党内部诸多的问题，这类改造开展得很慢。蒋最后一次改造是在1950年，迁去台湾以后。改造，就是要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腐化分子淘汰掉，重建新气象。
人物周刊：除了腐败以外，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无能是不是政权倒塌的一个原因？
刘维开：其实蒋很早就看出这个问题来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去各地巡视的时候就发现衙门内的“不作为”现象。他特别举了南京的例子：战后的事情很多，官员们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所以他感觉到了很大的危机，一次次在演讲里提到“不作为”的问题，对民众讲、对部队讲、对官员讲，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他也一直推进改革，在各地成立改革委员会，要求提交改革的名单。可是当一个制度已经腐坏的时候，需要借由外力推倒重来。蒋缺少这种外力。
他一方面进行这种艰难的改革，一方面在日记里多次写下4个字：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他想抛弃当时的国民党，重新再来。大概在1948年，他就有另起炉灶的想法了，他发现党内的问题很严重，不是他一人之力可以回天的。他到了台湾之后说过“老者另组一党”，就是说老党员守着国民党，年轻人再去新组一个党。
人物周刊：腐败是全世界的千年难题。人们现在认为，中国式的腐败跟国民性有关，也跟我们缺乏宗教信仰有关，你怎么看？
刘维开：讲得也没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缺少对制度的尊重。如果我们一切都按照制度走，按规章办，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比如想进一所学校，学校有一套自己的招生规则，比方就近入学。可我不住在这附近，我就送红包、找关系，结果办成了。你也这样我也这样，慢慢就会出现腐化。像台湾有一套严密的会计制度和招标程序，可是再严密，如果不遵守，走后门、想办法，就会出现贪污等等问题。在国民政府时期，制度的制定是非常被重视的，出台了很多法规。但法又不外乎人情，制度就在一点一点被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