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一个“回避本籍”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在家乡难以施政。土地改革的对象是地主，而在民国，大部分地主就是地方上的统治者，自己改自己，很困难。共产党划分阶级，让佃农来斗争地主，在一些解放区，老百姓被告知：如果国民党打回来，你的地就没了。佃农占多数，地主占少数，哪一边力量更大是明显的。国民党到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也宣布反攻成功后不收回佃农已分得的土地，但已经来不及了。
蒋介石曾想抛弃国民党，重新再来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研究者，蒋的基督徒身份和他做过的事情，会让你感到困惑吗？
刘维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当年我在台湾讲课，说到蒋介石是基督徒的时候，也会被问类似的问题，因为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我觉得信仰和实际的政治行为之间不一定能划等号。不是说我信仰基督教，我就一定不能去战场。基督徒本身有一种自律，蒋本身的自律也非常严格。可当面对治国方针、面对战争的时候，他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无法和他的行为统一。如果能统一，世界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了。
人物周刊：他因为杀人内疚过吗？
刘维开：你刚刚说到“杀人”两个字，我觉得要看具体的情况：第一个，杀人可以是我自己动手杀；第二个，就是有人犯了罪，根据法令把他杀了；第三个，就是战争、动乱引起的死伤，这和他之间也没什么直接联系。就像抗战时牺牲了那么多的人，这笔账又应该找谁算呢？我觉得回过头去看蒋先生这一生，他应该没有直接杀过什么人。（记者：这让我想起《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但面对那么多人因为战争而死伤，比如他在抗战期间去重庆，看见防空洞里因为窒息而死很多人，他有恻隐之心。看到路上有头牛很瘦，会想社会经济是有问题的。他也会在日记里写，今天看见一个瘦弱的妇人在烈日下背着小孩，觉得很同情。其实我觉得蒋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加上后来受到的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糅合在一起，对他的政治行为产生影响。他没有政治人物常有的那种激烈性，不会想要置政敌于死地——邓寅达是另一回事，中间情况有点复杂——除邓以外，他基本上比较宽厚。有一些通缉令发出去，过两天也就撤销了，跟小孩子打闹一样。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说，1948年是蒋介石最惨的一年。到了1949年，败局已定，他反而不那么焦虑了。
刘维开：1948年是蒋最受挫折的一年，这一年里他想做的事情基本上没一件做成。他放弃竞选，想推举胡适——一个有国际声望、可以被美国接受、各方面都不错的文人来做总统（立法院对总统的牵制非常大，宪法设计立法院意在限制总统权力），然后他自己去担任行政院院长或国防部长，掌握核心权力。但国民党内部并不支持，一定要他当总统，甚至还说过你不当总统，我们这里有人当，为什么要让外人当（胡适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后来蒋还是决定自己来，但他当时很清楚地对下面说：“你们如果还是继续这样，不出两年这个党、这个国就会完了。”他可能只是讲气话，但不幸他的气话都很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