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并没有展现。所以在他进入核心圈之后，包括苏俄顾问在内的人都觉得他可以合作，何况他还手握军权。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基本站在蒋的立场上，反而认为苏俄顾问的处理不妥当，这对蒋是一个很大的助力。我觉得中山舰事件对蒋的发展是个关键点，而蒋也顺势提出北伐的要求，并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高层。当时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高层有不少，大概包括林祖涵、毛泽东、谭平三等等，不是部长（毛泽东当时是宣传部代理部长）就是秘书。当时在国民党里秘书是做实职的，部长是挂名的。现在国民党党史馆里还存有欠发毛泽东工资的单据。
在北伐过程中，随着军事扩展，蒋的声势也就越来越高，左派和苏联顾问都产生了担心：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蒋。蒋也在成为新军阀的同时开始反共了。
人物周刊：蒋介石武汉受辱是怎么回事？鲍罗廷对他说了什么？
刘维开：蒋在日记里记过这“平生第一次”受辱。他后来到了汉口，仍然住在中央银行旁边，想起此事；史迪威事件之后，他又想起此事，说“前有鲍罗廷，后有史迪威”。他一直耿耿于怀，但详细的指责内容我记不清楚了。
当时主要就是党权和军权之争。蒋的崛起代表的是军权的扩大，按照原来的设计（国民党的很多组织构建都是参考苏联的模式），应该是党权高于一切——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党权高于政权，高于军权。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党所能控制的范围，所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就有了担心，苏联方面也曾免除了蒋的职务，想收回权力，可蒋对此并没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比如是否要迁都去武汉，已经有很多的不愉快。蒋打下南京以后，就把国民政府放在南京，而当时武汉还有个政府，这就是宁汉之争的开始。
蒋到了长江下游之后，面临的是新的环境，“联俄容共”政策就遇到了阻力。长江下游工商业发展得比较好，上海商人的一个主要组成就是宁波帮，或称之为江浙财团，蒋介石早年在这个区域活跃过，和宁波帮的成员不是不熟悉。所以当国民革命军到上海的时候，宁波帮的头面人物就备好了军费前来迎接，希望蒋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提倡的阶级对立等一系列观念不适合上海，会破坏上海的经济发展。所以之后国民党就开展了“清党”——清除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在大陆这被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清党”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政权刚刚建立，为了稳固，需要做一些妥协。共产党开展的群众运动确实造成了一些地区的不安定，因为群众运动到了一定的程度，会过激。其实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当时富和穷的对立是没有那么明显和强烈的——有些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不错的，而阶级的概念是被制造出来的，人为强化这个对立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地主不甘心被斗，就有反扑。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士绅领导的社会，而基层人民起来反抗士绅的领导，自然会引发争斗、动乱和暴力。
人物周刊：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也实行过土地改革，是怎么做的？
刘维开：在大陆的时候，他实行过一套“二五减租”的政策，就是每年收获里的25%归地主所有，剩下的地主和佃农平分，佃农最少能拿到37.5%，但没有成功。到了台湾，对原住民而言，国民党政府是外来政权，相对控制力比较强，地主跟这个政权之间也没什么纠葛，所以成功了。而且政府拿了你的地，给你公营企业的股票（相当于赎买），像辜振甫家族就是这样起家的。但这里面也有区别，通常大地主通过这种方式会获利较丰厚，可以转向工业、商业，而一些中小地主经过土改，就家道中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