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天，黄炎培就有关问题写信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随信还寄去了几份附件，希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阅。毛泽东对黄炎培寄来的函件连夜披阅，亲自处理，并于3月12日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北京的黄炎培。毛泽东在信中说：
黄副总理：
三月八日惠书阅悉。
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们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
进入1954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在酝酿第一届全国人大的领导人选时，考虑到黄炎培已至耄耋高龄，多年来始终为中国革命辛苦奔波，尤其是建国以后披肝沥胆地为国家工作，身体状况已不适宜继续留在第一线工作。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黄炎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虽然工作的担子相对转轻，然而黄炎培仍然老当益壮，还像从前在政务院和轻工业部任职时一样，每年都主动请求到各省、市、自治区去调查研究和走访工商联基层单位。每次到基层调研回京以后，照例都要把自己在各地调研时发现的新问题、新经验和新想法，一一写在纸上，然后寄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以期让他的调研成果能够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方针政策时的参考资料。
1955年春天，黄炎培决定到基层进行视察和调研，在写信给毛泽东通报此事时，还把民建的近期工作情况一并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阅后，于5月26日即亲笔作复：
任之先生：
五月二十五日惠书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
毛泽东不但支持黄炎培下基层，同时也关照他“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进行考察，如此具体的指示，无疑给黄炎培以巨大的鼓舞。1955年秋冬时节，已经77岁高龄的黄炎培因病住院。即便生病住院，黄炎培也还在不断督促工商界正在进行的思想改造。当黄炎培把一批反映工商界思想改造的新成果的报告和资料呈送给毛泽东时，他为他所领导的民建的工作正经受中共中央的检验而自豪。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读到黄炎培的书信时，心情无比愉悦。此前他乘专列到南方巡视了一圈，刚回京不久，就见到了桌案上黄炎培送来的信件，读罢感慨万千。1955年11月17日，他提笔给黄炎培作复：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唯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闭幕后不久，黄炎培作为一位党外民主人士，得以提前拜读毛泽东尚未公开发表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民建在京领导成员认真贯彻中共八大精神，脚踏实地地遵照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学风，结合民建内部存在的问题，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思想矛盾的武器，在短时间里取得了成效。
就在这一年岁尾，民主建国会在黄炎培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后，黄炎培把民建与工商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经验，写成报告寄送毛泽东参阅。
毛泽东对于黄炎培在民主党派中率先开展的学习运动颇感兴趣。他读罢黄炎培的报告，兴奋不已，于12月4日欣然命笔，表达了如下意见：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目的)。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是以老朋友的语气，与这位肝胆相照几十年的党外老友进行坦诚的交流。毛泽东不但在信中给黄炎培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性质与规律，同时也说明了揭露和解决矛盾的两种方法，甚至还向黄炎培袒露了他对国际问题的心态。如此作书复函，俨然一对久别重逢的挚友在品茗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