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他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还列举了发动群众斗垮蒋介石等事情，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而不是在人民内部使用的。
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亦即“说服教育”。毛泽东的设想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20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情形。
现在，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泽东1956年曾经说过而在生前从未公开的那句话，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悲剧，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发生么?
毛泽东也许已经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里是这样。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毛泽东的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他是把民主看做领导人的思想方法问题的，而不是看做一种制度。这一点也许是后来我们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之一。
对民主的理解差异如此之大，为何黄炎培1952年还对毛泽东表示拜服?
既然黄炎培和毛泽东对民主涵义的理解，相差如此之大，何以到1952年，黄氏会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拜服，认为毛泽东确实已经通过“民主”成功跳出了历史兴亡周期律了呢?黄氏这种表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高压下的违心之论，因为黄氏不但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拜服，而且还在日记中特地附上了一份简报——署名“东流”的一篇《关于“历史周期率”》，该报道亦对新政权成功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大加赞扬。在私人性质的日记中用心附上这样一份简报，很可能意味着黄氏的拜服，是发自内心的。
1945年从延安归来后，黄氏虽然与中共越走越近，但其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却始终没有改变，毛泽东曾不满于他“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指的就是黄氏对解放区土改中严重的乱打乱杀现象的不满和批评，黄氏主张减租减息，不赞成暴力土改。对毛泽东取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黄氏也有诸多意见。1949年8月29日，黄氏致函毛泽东，提出他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须将这一名词做一番具体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从编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选，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很显然，黄氏仍然希望给“民主集中制”这个新事物套上“制度建设”的马辔，黄氏希望在实施“民主集中制”时，能够有清晰的规则和制度可以遵循和约束。但黄氏的意见，没有得到响应。
虽然对民主涵义理解的分歧未曾消失，但黄氏在1949年之后确实受到了毛泽东极高的礼遇，其各种参政议政的行为也获得了当局极大的尊重。据其子黄方毅说：“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黄炎培)对毛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至1954年止，黄炎培、毛泽东二人间的来往信件多达近200封。这种亲密程度，是其它民主人士如梁漱溟等人所不敢企及的。黄氏自己也对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和所获得的尊重相当满意——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黄氏反映了很多问题，大多受到了当局的重视，黄氏对此非常满意，3月17日在日记中写道：“深深感觉我现职位的确重要，必须努力而也是值得努力。”这样的“知遇之恩”，大概正是黄氏稍后向毛泽东表示拜服的最主要的原因。[详细]
但黄氏很快就会意识到：仅仅依赖于毛泽东个人对他的“知遇”，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参政议政的权利和希望收获的尊重，都是不坚实的——1954年，黄氏在统购统销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其子黄万里后来如此总结其父的政治生涯：“一九四九年后任副总理，旋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于国事无所建树。”毛泽东给黄炎培的四封书信，体现着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