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的困境
澎湃：最近有很多议题在立法会一直进不了表决期，你对此怎么看？
曾钰成：现在特区政府的施政不能说是寸步难行也可以说是掣肘，就是很困难。到底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分析。
我认为从管治问题方面来讲。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草《基本法》时，将港英的管治体系整个抄进去了。增加的部分只是适当限制了立法机关的权力，比如限制议员的提案权，就是一些议案议员不能提，以前什么都可以提，其次就是议员提出的议案在表决时需要分组点票。当时就希望靠这个维持行政主导。
当然那时的香港是非常成功的，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大家都把香港的成功归功于我们的管治体系。当时我们的行政效率很高，公务员非常廉洁，没有太多的政治争议。
但实际上，回顾这十多年的发展，当时的管治体系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维持行政主导的体系。
因为议会变成选举产生，包括功能组别的议员，那就不能不把选举政治引进我们的议会里面，所以议员就一项议案做出表态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他的这个表态会不会影响下次选举获得的选票。
澎湃：所以因为议员选举制度的进入，变成了立法会的一个困境？
曾钰成：是的，出现了一个我称为“建制派的烦恼”的情况。
所谓“建制派的烦恼”，就是政府要推出一个方案，社会上大部分都支持的，如果你是反对派，民众就跟你过不去。在这个方案上，政府也就不需要建制派的议员去支持、去护航。
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毕竟有些时候是要硬推一些不那么受欢迎的政策，政府没办法总是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不能因为社会上同意了就做，不同意就不做。例如任何环保的政策肯定是有人反对的，你要搞环保是这一代为下一代付出代价，塑料袋要收费，很多人就说会增加我的负担，如果用比较清洁的能源，那么付的电费高一点，大家就不愿意。
所以一些政策对整体有好处、对长远利益有好处，但是眼前的利益会受到影响，社会就反对。这些政策反对派肯定要反对，这是反对派的本质，有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肯定被拿来打击政府。
有些香港人对所谓政党、政治团体的发展不太很认同的，因为我们过去不需要。
澎湃：除了这个，还有哪些问题？
曾钰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管治人才的问题。应该说，我们的管治班子当中都是真心实意希望服务社会的，他们也都是各界的精英。但是他们不是政治的专才，但是他们担任的职务偏偏就是政治的职务。香港大部分的官员，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干起来非常吃力。
澎湃：立法会的议案，民间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
曾钰成：最近这几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比如说贫富悬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年轻一代的确有很多人看不到出路。尽管过去许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好，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财富越来越集中，社会不公平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是香港特区政府继承过去港英政府的管治理念，就是不管、放任。曾荫权先生把它归结为六个字：大市场，小政府。
然而，这对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社群，没有太大帮助，他们就要起来反对。所以虽然我们的税收是很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福利开支也不够，比如我们的老人是没有一个退休保证的。
澎湃：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曾钰成：其实真正受这个计划影响的人数不多，而且很多人也已经解决了。现在来围我们立法会的人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当地居民，但是很多年轻人来支援他们。
这些年轻人，我跟他们接触过，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也不是为闹事而闹事。他们的确是带着一种正义感，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不公平，这个政府的政策就是向有钱人倾斜，不顾基层，不顾我们在新界东北务农的人。
澎湃：你怎么看年轻人成为发出不同声音的主体这件事？
曾钰成：这个我们不能不重视。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香港年轻一代简单看成都是麻烦的一代、都是反叛的一代。
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有很多人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对国家充满正面的一些情感，有很强的认同感。每年，很多香港的年轻学生到内地去交流、实习，也有不少人到内地发展，到内地工作、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留在香港的很多年轻人也是对国家、对香港特区都是怀着很正面的一些态度。我们应该看得见的。这些人可能不一定经常出来讲，我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