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有市民发起“驱蝗”行动之后又有“支持拖箧抗议自由行”，部分港人以非全体港人接受的激烈行动表达对内地同胞的不满，已经超越口诛。内地媒体连日来，以不同的文章批评“驱蝗”行动，并指出香港人是“心理不平衡”，才会有如此表达。
说实话，笔者非常讨厌“驱蝗”行动，亦不明白为什么要以敌我矛盾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行的同胞。不过，有些媒体的文章也略有火上加油的味道。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香港人在自由行的大环境下，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强烈的“被剥夺感”正正是两地矛盾的症结所在。无奈，当下的情况，自由行是不可以推倒重来，这样做除了严重伤害内地同胞的感情以外，同时也会极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
应利用深圳为港作缓冲
不过，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公道地评价首任特首董建华；眼看今天香港的情况，笔者也不怕难为情地直认：“实在有少少挂住佢”。董先生不但熟悉香港的经济情况，而且也很明白内地的体制与发展。这种重要的资本，令他在作出决策时，同时能够考虑到内地的实际情况。香港回归16年，政界所缺乏的不光光是“人才”两个字，而是熟悉内地制度与政治架构的人才。
董建华在风雨飘摇的时空上任特首，眼看香港经济百业萧条，他知道如果不“力用中国”，香港早晚会在亚洲四小龙中敬陪末座。而深圳在千禧前后，人口已经达到900多万，但总体经济还是比香港略逊一点；不过我们万不要忘记，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南大门”，深市的居民透过天台上的“镬”，已经看了香港的电视节目有20年之多。换句说话，香港人与深圳同胞的生活方式，在千禧前后已经差不多没有分别。
董建华就是明白到这一点，与深圳特区的重要性；所以，他当时为了挽救香港的经济，便与前深圳市市长于幼军提出“粤港融合”而不是“香港与内地融合”。从董先生寻求的合作伙伴是于幼军，而非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我们便知道他心里清楚，粤港合作的重要组件就是“深港融合”；香港当时是有条件，有能力与深圳，组建新经济体。香港若与中国内地这块大市场融合，那就有可能吃不消。于是，这个务实的“词”，便在董第二任内是经常出现了。
为什么“自由行”的矛盾会由董建华时代说起呢？那是因为由他至特区政府的官员，压根儿心里清楚，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香港是没有可能“丢”了服务业与金融业。而在千禧前后，能够让香港经济尽快谷底反弹的，也只有服务业。香港没有了人气，便只是一座死城。可是，若然一朝“大军压境”，香港各项的基础建设又承受不了。所以，董建华务实地设想“深港融合”，是因为他希望深圳能为香港把关，在“自由行”推出之后，成为香港的缓冲区，为来港人数进行调节。
读者们可能不太理解，从前，外省民众进入深圳特区是需要在“户籍地”作出申请的。那即是说，那管自由行开放再多城市，只要建基于“深港融合”的基础上，内地民众在来港之前，便先要向深圳政府“办个证”，这个调节便不会令香港饱受人满之灾。无奈之后的特区领导人，并没有董的经验与见识，没有想清楚吃罢“自由行”这颗美味的糖果之后，那总有一小片包装纸要处理。让内地开放自由行的城市，与香港直接“对口”，问题怎会不大呢？
激进派为选票鼓动“驱蝗”
除了特区的官员要了解内地的体制与发展外，我们也应该从政治制度上“想一想”为什么香港会出现“驱蝗”行动？为什么激烈的政治行为，零星但却越来越多，三天五日便可以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类近的报道呢？
2014年的开始，意味着今届立法会会期已经过了接近一半，2016年转眼便到，立法会又要再次改选。我们从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部分，可能会明白“驱蝗”行动的成因。由于香港的立法会地区直选部分是采用比例代表制，这造成参选人可以以极小的票数，便跻身成为“尊贵的议员”。笔者相信，在香港这个多元的社会中，任何具争议性的议题，均可以取得3-5%市民的支持；而一些极具对立因素的“爆炸点”，例如：两地矛盾；支持的市民将会更多。
从以上的分析，“有心人”如果引爆一些“话题”，并参加全港性选举，要取得3-5%市民支持步入议会，根本就是成本非常低的操作。市民对“有心人”的支持，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形而上的“认同政治：Political Identification”，而非实质性，可操作性的政纲。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上次选举时，新界东参选人梁国雄的政纲便只有一句：“撑长毛，等于撑自己”。结果，他继续留在议会之中，至于实际可见的工作嘛？却真的比较难以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