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是“打手”层次
说到“出声”意识层次高低的问题，认定其为“打手”层次，显然也是误会。在8月 8日记者会上，我自己的发言已开宗明义说明两点：一、我说自己曾三度见证英殖民地结束的情况，一是马来西亚，二是新加坡，三是香港，而且还说出早在中英开始展开外交谈判香港主权回归前，我已出版一本书《主权回归与香港前途》，书中我说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结束殖民地的经歷。
马来西亚殖民地化后出现的政治现实，是由单元马来亚社会变成多元种族马来亚社会，马来人的回教、华人的儒家传统、印度人的兴都教，三教宗教色彩深厚，种族价值观南辕北辙，建 国前后发生政治纠纷而引起种族冲突，加上马共反殖反帝的游击战；新加坡也由于七成半是华人而令马来亚的巫人感到不安，加上左右派意识形态的斗争、工会罢 工、学潮失控而发生大暴动。结果两地经歷半个世纪多的政治挣扎，才把种族和意识形态问题纾解下来，好不容易的坚持、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把“安定”当为首要的执政工作。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马来西亚全国颁布紧急命令，所有人权和自由冻结，国会停顿；经此一役，三大种族痛定思痛，对政府的非常政策 大家持相忍为公的态度，以时间换回自由和民主的空间。大家都清楚，自由与民主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谅不解不忍的话，三大种族无可能共处一地共同建国。即 使是未臻民主的最高境界，南非的黑人民权运动之父已闻风前来马来西亚取经，参考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相处之道；之后曼德拉政府草拟七百页的种族政治管治方针。
说到新加坡的情况，政府为了坚持政治安定的环境条件，把重大的法治措施都用上了，为了平定暴乱，镇暴队从无到有，为了杜绝学潮，中学联会长孙罗文坐牢直到他 向电视观众认错，还任职“国家青年领袖训练学院”教导青年精英如何承担国家社会责任。南洋大学出身的谢太宝坐政治牢比曼德拉还长几年。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天 主教会的人士因其教会背景而被抓繫狱，还累及教会。
这种种非常手段的最大理据，就是求取新加坡的安定建国，否则无可能建立一个安定而繁荣的多元种族新加坡。早年李光耀的这种非常手段何尝不遭到西方媒界政界百般挞伐？但是他的作为何尝不获誉为亚洲杰出的政治家，连美国政界也赞赏有人，基辛格更说李是他的政治“锦囊”！
上述这番话我在会上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成案例，说明经过殖民地化的地方，要建立后殖民地化的安定管治，困难重重，而香港也不例外；我在书上和会上都指出香 港主权回归，中港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如果矛盾处理不好，不是你革我的命，就是我革你的命（这不是危言耸听，当年邓小平便特别强调，不要 把香港当成反革命基地，其他一切可“五十年不变”而且还可“港人治港”）。
英国1949年面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政治现实，对香港的管 治，也特别照顾到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和一个共产主义的大陆的意识形态矛盾，凡会刺激大陆的事，都当成敏感问题，不去谈不去做，怕刺激大陆而引发大陆解放香 港。五十年代初立下不少“内部安全法律”，不许外国没有外交身份的人在港搞政治，连“米勒军营”避难的国民党军人不许持械，不许把香港当成国民党的反共基 地，不许摇国民党旗。
多年以来，大陆来港避难的人，美国想当成“难民”收容赴美定居，也被英港政府拒绝，说他们不是“难民”（据联合国难民公约：因意识形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而有政治迫害之实，逃离本土，才属难民）；连陈香梅出面说动甘迺迪总统交涉，也不得要领。类似这种不敢刺激大陆的 事例，罄竹难书，英港政府一直如此对待大陆，正是为香港的安定着想。
我在记者会上说出三地的问题，现在再写出来，目的是借鑑，借鑑不一定是 照抄她们的办法，但维持安定则肯定是任何社会的沉默大多数人与其政府的最高政治原则，即使是革命手段，也只能是在“破”之后，能重建长治久安的可能，革命 才有其正义性，否则沉默多数不可能跟着跑以至支持革命。希望我援引星马两地的案例和英港的做法，不要有人给我扣帽子，说我是“靠吓”的“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