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因受英国“殖民管治”独特历史，和作为中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地方行政单位的独特法律地位制约，以及正在展开的走向双普选的政制改革同经济转型蹉跎、社会演进困顿相互纠缠，决定了香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政治和思想较量之激烈和复杂。面对如斯局面，爱国爱港阵营既必须加强政治斗争的力量、提高政治斗争的水平，又必须加强思想理论和舆论工作、提高思想斗争水平。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重大政治变革，都是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也是各种思想的较量。如果政治变革伴随经济和社会转变。那么，不仅政治较量激烈和复杂，而且思想较量由政治理论扩及经济理论和关于社会发展其他理论，同样激烈和复杂。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只有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面积和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但是，因其受英国“殖民管治”独特历史和作为中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单位的独特法律地位，以及正在展开的走向双普选的政制改革同经济转型蹉跎、社会演进困顿相互纠缠，决定了香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政治和思想较量之激烈和复杂，是其他面积和人口相若的国家的政治变革无法比拟的。
评论措辞须细心斟酌
面对如斯局面，爱国爱港阵营既必须加强政治斗争的力量、提高政治斗争的水平，又必须加强思想理论和舆论工作、提高思想斗争水平。
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不指出，最近属于爱国爱港阵营或者同爱国爱港阵营关联的人士关于香港政改发表的若干意见，是值得商榷或必须批评的。
郑耀棠是爱国爱港阵营中坚力量之一工联会的资深领袖，长期以来，他在历次大型群众活动中展示出色组织才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有时，评论香港政治重要议题，措辞不无可斟酌之处。例如，7月21日，他以避免香港普选行政长官出现“艳星”作为候选人为理由，支持对行政长官参选人进行“筛选”，就是甚为不当的比喻，不经意间受反对派以笑柄和攻击爱国爱港阵营之借口。
无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今年3月24日会见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时讲话，还是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今年7月16日在立法会午宴上讲话，都是从香港作为特区实行普选必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宪制权力角度，对普选行政长官方案提出原则性要求。我理解，郑耀棠是为了淡化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方式的政治争拗，而引西方国家选举制度让“艳星”有机会参选为鉴。但是，显然不伦不类的比喻，收到的是事与愿违的效果。
政治基本矛盾难调和
张志刚是爱国爱港阵营的后起之秀，也是香港政界公认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心腹。7月23日，他在《明报》A28“观点”版发表《落实2017普选特首的关键》，文末注明：文章仅代表个人立场。但是，文中明确表示：“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是香港历史上的头号大事，无论以责任视之，还是以功绩衡量，特区之内没有人比行政长官更？紧、更看重这头号大事。所以行政长官必定会全力以赴，去创造这历史一刻。所以大家关心是合情合理，过虑则大可不必！政改咨询，行政长官必定做，而且力求达成共识，至于节奏和步骤，政府自然有其策略。”俨然替行政长官和政府执言。
张志刚此文的要害是：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案，既让反对派有机会参与角逐，又确保中央对行政长官的实质任命权。他说：“要通过政改，必须释中央之困惑，偿泛民之夙愿，要两者得兼，关键就在对中央委任权的尊重和拥护。”他相信：“有人为中央担心，一旦中央不委任选出来的特首，将会产生政治大灾难，甚至以宪政危机视之。这情况出现，是因为对中央委任权不尊重、不认同。如果中央的委任权可以在政改咨询，以及在政改方案通过时得到各政党政团，尤其是泛民的公开表态，衷心支持，那就算在拒绝委任时，也只会出现参议院驳回众议院议案的平常情况，最后关头有险可守，第一线不驻重兵，还是可以商量！”
我能够理解行政长官梁振英及其幕僚力争2017年实现普选行政长官的心情。坦率地说，类似张志刚的设想我早在几年前就考虑过，但很快为我自己所否定。因为，今天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反对派已然发动“占领中环”运动，哪里还有一丝半点谈论“对中央委任权的尊重和拥护”的可能性？
折中主义未必能得益
有人也许以为，只要中央先承诺普选行政长官让反对派有机会参与竞逐，后者便会撤销“占中”，接下来，就可以建立“对中央委任权的尊重和拥护”的社会氛围和机制保障。不客气地说，这是对现实政治无知或低能的表现。
有人先是试图说服中央有关部门，按照反对派与爱国爱港阵营在2012年立法会分区直选和“超级区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经过现在至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这二三年的努力，届时，即使让反对派“入闸”参选，爱国爱港阵营候选人也能获胜。这样的说法没有产生效果，便诉诸政治折中主义，炮制香港政治剑拔弩张之际反对派会“尊重和拥护中央委任权”之神话。
张志刚喜好以比喻来说明政治问题，先是以“非执行董事”来比喻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现在又以美国参众两院来比喻他所构想的反对派参选行政长官和中央政府行使任命权。不经意间，都犯了比喻失当的错误。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