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沉浮心难平 合作医疗利千秋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覃祥官和他创立的合作医疗，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潮起潮落。
1980年10月18日，当时的湖北省省长韩宁夫专程到乐园检查合作医疗，并与覃祥官倾心长谈，共同展望合作医疗的美好前景。这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此后，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还种药干啥?药材很快被农民刨光了。合作医疗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覃祥官精心饲养的5头梅花鹿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
他为此急得唉声叹气，一连在家躺了好几天。
紧接着，合作医疗被认为是“左”的东西，领导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觉得它有“大锅饭”的嫌疑，因而不再对此感兴趣。合作医疗迅速萎缩,以湖北省为例,1978年覆盖率达98.8%,1985年仅剩下4.6%。
合作医疗是这种境况，覃祥官的命运可想而知。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职务被免，地委委员、县委常委的职务也不复存在。惟一保留的职务是乐园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没有什么会要他开了，没有人找他商量工作了，卫生院也没有安排他参加医生值班。他在卫生院成了一个闲人。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他就帮忙扫扫地，搞搞卫生。为此有人传出话来：“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他一气之下，跑回了杜家村。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退休了。他和老伴刘维菊共同生活在中国合作医疗的发源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4组。
覃祥官60寿辰的时候，村党支部、村委会赠送他一块镜匾，上书“德高众仰，神奕花甲”。
晚年归隐的覃祥官还是不愿歇下来，总爱使些小单方，为邻里乡亲医些小病小恙。或到乡卫生院，最远到县卫生局一两趟，与旧时的老同事聊聊天，谈谈合作医疗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有时也尽情回忆20多年前合作医疗之盛事。悠悠岁月，让老人感慨万千。
2002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同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使农民人人享受初级卫生保健。”
覃祥官当晚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得彻夜未眠。他高兴地说：“党中央时刻想着咱农民的健康，合作医疗又要活起来了，乐园又要乐起来了！”
2003年上半年，长阳以其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祥地的特殊身份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被纳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并设计出了“自愿参加、多方筹资、大病统筹、小病补偿、公开公正、平等享有、科学管理、民主监督”的新模式。该县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为人平均每年30元，个人交纳10元，其余20元由各级财政负担，农民住院最高报销额可达1万元。截至2003年12月1日，全县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已达23.5万人，占农民总人数的72.5%，共收取农民个人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235万元。
2003年12月4日至5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吴仪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期间，吴仪同志还和与会代表一起，深入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发祥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实地参观考察了该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情况。众多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无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覃祥官。
采访结束之时，覃祥官拿出一札信让笔者看。这是全国10多个省市的单位和个人写给他的，有60多封。有的询问其近况并表达敬仰之情；有的请他介绍本县新型合作医疗的开展情况；有的向他求医问药……还有几家制药企业想聘他当顾问，请其出山指导开发新特药，并以他的姓名作为注册商标。覃祥官深情地告诉笔者，他一生虽然大起大落，但告老还乡成为平民之后，依然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使他感到十分欣慰。
临别之时，老人又告诉笔者，他在有生之年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尽早攒点钱，带上老伴,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去看一眼他老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