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亲笔作批示 人民日报发头条
杜家村大队首创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都称赞它的种种好处。乐园公社向县卫生局汇报后，迅速在全公社6个大队进行推广。
1968年下半年，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制度是一件新事物”，“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文中特别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1969年，覃祥官36岁。这一年，他可谓“三喜临门”：一是他的名字连同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二是他应邀赴京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了周恩来特邀参加的国庆20周年招待宴会；三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又被选为第四届湖北省人大代表。
这年，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人们在享受免费治病的同时，谁都没有忘记合作医疗的创始人覃祥官。当年的乐园及覃祥官本人，跟大寨和陈永贵一样名扬四方。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这里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之多。
农民厅长不忘本 急流勇退再还乡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国庆节以后，中共湖北省委以鄂发[1976]20号文件，任命43岁的覃祥官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
到省城报到之前，覃祥官谢绝了省卫生厅派车来接他的好意。他独自一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搭上了从长阳开往武汉的班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满身疲惫的覃祥官经人指点，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紫阳路的原省卫生厅传达室。值班员见这位农民打扮的人竟点名要找厅长，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他进去。
万般无奈之下，覃祥官只得掏出省委的任职文件说：“我是来报到的，请带我去见你们的厅长。”
“您就是新来的覃副厅长？”值班员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将覃祥官引到厅长办公室后，连连摇头、喃喃自语：“当了大官还自己拎着包，穿着草鞋来报到，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省卫生厅机关住房紧张，覃祥官暂住在厅招待所。当时的厅长杨贵生还多次催促他，将本人及家属子女的户口粮油关系迁来武汉，并说这是省里领导的意见。但覃祥官表示，老家的妻子和两个10多岁的女儿在农村住惯了，她们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再则，乐园的合作医疗事业也离不开他，他只打算在厅里“搞几天就回去”。
末了他还说：“毛主席经常倡导缩小‘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我现在当了厅长，更要带头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谁说厅长的老婆非得进城，不能在家种田？”
就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大队工分的副厅级干部。人们习惯称他为“农民厅长”。
住在厅招待所的覃祥官，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帮助所里冲洗公厕、打扫庭院、收拾杂物。一些不知内情的住店客人，都以为这位穿着工作服忙忙碌碌的人是所里的清洁工呢。
覃祥官文化程度低，除了下基层之外，他只得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要么就是整天开会，讲话发言。对此，他感到无聊和烦闷。
没有人找他聊天，也没有人找他看病，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采药。甚至于言谈举止，穿衣戴帽也要接受别人善意的提醒，“别忘了您是堂堂的省卫生厅副厅长。”
每天一下班,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抽闷烟。他觉得，像这样活着“简直就是受罪”。浑身不自在的3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急流勇退。他认为，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不想当只会写“同意”，只会点头说“正确”的“好官”。经过两天两夜的深思，他以“回去看看”为由，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并“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在省卫生厅工作期间，覃祥官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工资和出差补助、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发票和单据。
辞官还乡的覃祥官继续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一边参加大队的农业生产劳动。
1977年12月，他再度当选为第五届湖北省人大代表；1978年2月，他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省城和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在提案中写得最多的两件事：一是办好合作医疗；二是在家乡的清江隔河岩建一座大型水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