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
杨淑芳在1995年有了下岗风声的时候，就承包了单位的一个门面，开始卖针织品，成了一个“半个体半公家”的人。“等我也成为个体户的时候，才知道钱才是大爷，最早那批个体户是真正赚了钱的人。”
从此，杨淑芳开始了从一个公家人到个体户的彻底转变，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
1997年下岗后，因为公司倒闭，承包的铺面变成了商业房，房租一下子涨了好多倍。她退了房，在人流最多的十字路口摆了一个地摊，卖内衣和小针织品。不管冬夏，她每天早晨都得早早去抢位子，因为那几年化工厂、焦化厂、榨油厂等国企集中倒闭，在短短两三年内街面上一下在涌出了许多小商小贩，小地摊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摆好摊子，杨淑芳便扯开了嗓子喊，临近的摊位也开始叫卖起来，声音此起彼伏，压过了商店里放着的流行歌曲。她的叫卖声总是所有小贩里最大分贝的，以至于附近单位的人如果哪天听不到她的声音，还觉得缺了点什么。
到了晚上，她则是另一套行头，推着用三轮车改造的食品车，装着公公、婆婆在白天煮好的灰豆汤，到夜市上去卖宵夜。
那时的夜市要远比现在热闹，没有城管的清街扫街，各种规章制度也很少，商贩在街两边随意地摆着各种小摊。“那时候政府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还给了我们很多补贴，减免了一些费用呢。”杨淑芳对政府为她所做的还是很感激的。
和她同在夜市摆摊的有原来的同事，也有曾经风光无比的其他国企职工，很多人刚开始卖时，都低着头，不吆喝也不说话，他们放不下原来养成的尊严和脸面。
再后来街上的小摊贩越来越多，杨淑芳也不愿一直当“游击队员”，便租了一个店面，从“游击队”升级为“正规军”。还是干她的老本行，卖针织品。
但在下岗再就业最高峰的年代，不论做什么生意，总会有很多竞争对手，单在她周围就有四五家同行。
有时，顾客进得少，她就成天拉着个脸，眉头皱得紧紧的，亲戚朋友到店里转悠，她也爱理不理，不怎么搭话。有一次，婆婆的好姐妹专门去看她，结果正逢她没卖出东西心情不好，就对那人不怎么礼貌，后来便挨了婆婆一顿臭骂。也有偶尔看见她满脸笑意的时候，那肯定是这天卖得好，赚了钱。
成长
杨淑芳属马，生长在祁连山下中国最大的军马场上，她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老二的位置，让她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父母多少特别的关爱，“我就是窗台上晒大的。
”杨淑芳呵呵地笑起来，草原和雪山让她养成了豪爽、独立的性格。70年代末，一家7口人全靠着父亲一个月30元的工资，没有耕地，还要给多病的母亲看病，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5个孩子，不管季节，一年就一套衣服，因为没得换，常常穿得连布料的本来色都不见了，“实在太脏了，就趁着晚上洗，有时到第二天还不干，就得一天围在被子里，不能下床玩。”杨淑芳不好意思地说。鞋也只有一双，时间一长大脚指头就会探出头来，这时母亲就会用黑色的线像补渔网一样在破掉的地方来回交织着缝上几针，都没有多余的布料打个补丁。
在工作几年后，杨淑芳才知道了线衣和棉鞋的概念，才知道冬天穿棉衣是要先穿内衣的，而不是直接空套在身上。在第一次去婆家相亲后，她才知道冬天的鞋和夏天的鞋是有区别的。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她却穿了一双露脚背的系带皮鞋，未来的婆婆看后心疼不已，“他妈当时可惊讶了，说呀这姑娘咋穿个单鞋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皮鞋还有冬夏之分，也不知道冷。”杨淑芳后来就穿着丈夫姐姐的棉皮鞋回去了，“这也算是婆家的见面礼吧，”她又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