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后来居上
包玉刚是航运四子中最后一名入行者，却是起点最高、成就最大的那个。这或许与他的银行从业经历不无关系。
1956年，环球轮船成立第二年，包玉刚赢得汇丰银行会计部主任桑达士（Saunders）的信任，从汇丰银行获得一笔贷款，订购6艘货轮，仅仅一年，包氏旗下船只便增加到7艘。
在此之前，汇丰一直坚持“不借贷给轮船公司”，尚属无名之辈的包玉刚何以令汇丰为他破了戒条？
原来，包玉刚并不像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那样直接参与经营，而是采取出租策略，将轮船出租给有需要的航运公司。这样一来，不必承担航运各种风险，经营压力骤然下降。
到香港租船的主要是日本人。二战时日本船只几乎损失殆尽，造船工业也遭致沉重打击。到195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进出口贸易日益繁荣，大量货物待运，船只需求量猛增，但日本人拿不出去钱去订购新船，只得租赁。与此同时，香港航运业“有船无货”，大批轮船闲置，刚好与日本“有货无船”的状况形成互补，双方一拍即合，建立租赁关系。
轮船租赁严重制约日本造船业发展，各大船厂无米下锅。为扶持本国造船业，鼓励国外订单，日本银行界向外国船商提供购船低息贷款，利息甚至比给本国人的还要低。这样一来，对于日本船商而言，买船远远加不如租船划算，因而加剧了租船力度。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香港公司到日本船厂订制新船，然后就地转租给日本的贸易公司。所以后来人们常说，香港航运业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壮大，并非毫无道理，起码在早期是这种关系。
包玉刚入行时，轮船租赁在香港已习以为常。他拥有的第一艘轮船“金安号”就租给了日本人，这一点并没什么特别，但他以比市价低得多的价格长期出租，这就不同寻常了。
当时香港的轮船租赁行业流行计时租赁，是根据当时的需求情况制定租金标准，需求旺盛时租金高，需求不足时租金低，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包玉刚没有选择这种模式，而是采取长租策略，按照双方协定的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
正是这个在同行眼中十分幼稚的举动，让他赢得了桑达士的认可，最终帮助包玉刚敲开汇丰银行的大门。
个中原因并不难解。“计时租赁”制度下，人人都盯着旺季的高额租金，宁可让轮船在淡季荒废掉。而包玉刚认为：“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毋宁说是负债”。与其追求一时的高利润，不如将轮船长租出去，这样收入虽然不会很高，但稳定可靠，平均利润也不少。
而对放贷银行来说，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借贷者一时的经营状况，而是长久稳定的还贷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