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催生者
南北和谈，黎元洪作为一方独立的政治领袖面世，几与孙中山、袁世凯两方并列。而段祺瑞此时只是袁世凯政治策略中的一个重要“棋子”，还没有独据“山头”的实力。
黎元洪的政治运作能力经常被低估。事实上，民国成立前后，黎元洪活跃于权力分配、建都之争等政治大计上，穿梭在孙中山、袁世凯两大派系中间，远非一个忠厚军人那么简单。
黎此时倾向于靠拢袁世凯，设想由袁、黎分任正副总统。后来曾任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介绍：“黎元洪既不是立宪派，更不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军官中，一般关系处得都好，因此武昌起义后被拥为湖北都督，以后便逐渐接近立宪派，因而倾向袁世凯方面。”(《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158页)
在这场政治“盛宴”中，段祺瑞同样收获良多。在1912年年初，段祺瑞配合袁世凯“逼宫”，连上清廷四封电文。其中在这年1月26日，段祺瑞以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军统身份领衔，会同北方四十六名统兵大员致电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些电文给段祺瑞带来了“一造共和”的巨大声誉。
无论是《黎元洪致萨镇冰书》，还是段祺瑞的“逼宫”电文，都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动机，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黎元洪和段祺瑞都明白，共和渐成民意底线。这个认识对两人日后在政坛上的作为影响深远。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告诉南都记者：“黎元洪从武汉开始，代表中华民国，主张整合。段祺瑞依附袁世凯，希望北洋统一中国，(两人)政治主张是相近的。”
联姻袁世凯的反帝制者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直接接触是在1913年，这是一次尴尬的会面。
当袁世凯在这一年当上正式总统后，面对的最大威胁是黎元洪的湖北派。其时，黎元洪拥有民国副总统和湖北都督的职权，手握重兵，而且拥有“首义元勋”的声望。自身曾被清廷贬抑的袁世凯，自然不欲黎元洪坐大。袁世凯多次想将黎元洪调离湖北架空他，但一直未遂。11月间，袁想了一个法子：霸王请客。正是段祺瑞替袁世凯执行了这个计划。
这年12月8日，段祺瑞到汉口。黎知道不走不行了，曾于秘书心腹谋划日后复任的办法。但段与之匆匆一见之后，即安排了黎北上的专车，9日即催黎北上。还在路上，10日，段祺瑞就收到了袁世凯的命令，代行湖北都督一职。此后，黎元洪与兵权“绝缘”，位高权轻，失去了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资本。袁批给他每月俸禄一万元，办公费二万元，指定住入瀛台。真是“请君入瓮”了。与段祺瑞一样，黎元洪被袁世凯纳入了政治联姻的范畴。1901年，段祺瑞娶了袁世凯的义女张佩蘅。1913年进京后，黎元洪的二女儿许配给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玖。
段祺瑞与黎元洪在反袁称帝上是一致的。在袁世凯称帝步伐加快时，段祺瑞称病辞去了陆军总长一职。这种不合作态度当然使袁十分不快又无可奈何。“‘文革’后，我们接触了袁家的人，袁家有点怨恨：当时(指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为什么不支持袁世凯？如果他支持，说不定袁世凯死不了！”段祺瑞的孙子段昌建如此告诉南都记者。
在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说，“吾今抱定宗旨，对于帝制问题，除不赞同亦
1916年4月22日，袁氏任段为国务卿，组阁，段自兼陆军总长。5月8日，袁被迫回复国务院，段仍任总理。6月5日，袁世凯离世，遗留下不少难题。按照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位总统继承人。继承人的名单颇具帝象色彩，写在“嘉禾金简”上，藏在“金匮石室”中。金匮打开后，名单上依次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据说原来是黎、徐、袁克定，袁世凯病重时派人取来改袁为段的)。黎元洪以这种方式担任了新总统。
总统的法统传承大有玄机，一度引起举国纷争。因为如果按照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黎元洪应该是“继任”总统。如果按照袁世凯在1914年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黎元洪是“代行”总统。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如何措词，关系到如果评价袁世凯，如何对待《临时约法》，自然非同小可。
当时在国内，多数政治派别主张恢复《临时约法》，但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则发表通电，维护《中华民国约法》。黎元洪和段祺瑞当时对是否恢复国会也存在争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后来回忆：“黎就职后，意图恢复国会。黎以约法中大总统权限太小，欲乘机扩张。段则以国会重开，诸多掣肘，意在迁延，可得一时之便利。此乃黎段意见分歧之开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