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中，戴笠被外媒称为“中国最神秘的男人”。2012年4月1日，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数码典藏，解密公开。史料涉及中美合作所、西安事变等历史节点，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这一天，也恰逢戴笠所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
因情报工作多是采取秘密行动，导致“间谍王”戴笠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人。在此前，关于他的出版作品虽多，但多半都是负面评价和八卦轶事，其是非功过也就任人评价诠释。在这些公开的情报档案里，我们可一窥戴笠的神秘一生，看到一个去标签化、去政治化的戴笠，还这个“间谍王”一个真实的面目。
戴笠其人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被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所作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 《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最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笠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问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抱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
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密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