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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新解密档案:真实的戴笠

因情报工作多是采取秘密行动,导致“间谍王”戴笠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人。在此前,关于他的出版作品虽多,但多半都是负面评价和八卦轶事,其是非功过也就任人评价诠释。在这些公开的情报档案里,我们可一窥戴笠的神秘一生,看到一个去标签化、去政治化的戴笠,还这个“间谍王”一个真实的面目。

  蒋氏忠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异思迁的人。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就曾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负责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曾有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忠义救国军”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 “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 “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 “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防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之死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 (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 责任编辑:胡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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