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种变跳蚤”之事再次上演。
各地抢购成风的消息不断传入中南海，政府不得不放弃整体规划突破，回到放调结合、逐渐推进的原有轨道上：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8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特意发文进行解释，“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5年甚至更长时间达到的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是改革第一年，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各地应据此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
为抑制通货膨胀，回笼资金，中央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存款利息不低于甚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中央高层内，求稳思想再次抬头。一位中央领导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闯关为何受挫？有人认为是因为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进行改革难度最大的价格，邓小平的总结则是太急了，“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了也带来麻烦。”“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亿人口的大国，要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
“此类一揽子方案，往往既要求政治环境稳定，又要求经济环境宽松，既难以解决现实中各种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掣肘，又无力面对群众对价格大变动的自然恐慌、预期过激和社会反弹。而方案所需的改革前提，往往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改革过程中最缺乏的东西。最终的结果，不是流产就是造成社会动荡和改革挫败。”在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的华生看来，这个教训足够深刻。
除垄断行业外价改基本完成
之后的3年，很容易被想象成是价格改革停滞不前，事实上，与市场逐渐并轨的行动并未中止。以特殊的1989年为例，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曾对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做过统计，按实物量计算，当年企业按计划价所购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44%，已经不足一半，如煤炭的计划调拨数量为45.4%，钢材为29.7%，木材是21.7%，水泥为15.5%.若按金额计算，比例更低，只有28%.
在计划调拨量减少的同时，计划调拨价接连调高，如原油，3年内提价约80%.到1992年年初，计划外市场已成为主流，多数产品的计划内外价格相差不大。
邓小平南巡，诸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之类的话语，更是将压在锐意改革者头上的大石头瞬间摧毁。当年8月份，价格闯关再次启动，由国家管理的物价品种从原来的818多种骤降为141种，下放的定价权或者交给生产者，或者交给省级物价部门。
时过境迁，曾经的困难重重突然变得一马平川，商店和银行里没有再现疯狂的人潮，中央领导事先也无需殚精竭虑、担惊受怕。
“是双轨制把物价大关无形中给消化了。”华生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双轨制持否定态度的居多。但到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俄罗斯休克疗法暴露弊端后，人们开始正视双轨制的可取之处。“从结果看，双轨制是成功的。”
对于“通货膨胀压力大时不能搞价格改革”的经典说法，华生不以为然。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1993年通货膨胀率为14.7%，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24%，但恰恰是那两年，最为敏感的粮油销售价基本放开。至1990年代中期，除垄断行业产品外，价格改革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