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价格闯关”
这一切，源于一项愿景良好的行动———价格闯关。
1988年8月19日，一则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中央决定改革物价和工资制度，总的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提高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以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实现这两大目标的时间是5年左右。
本是物价与工资齐头并改，但人们似乎只看到了前者，并把“5年”视作近在眼前。7.8.9三个月，全国居民储蓄锐减300亿元。
事实上，老百姓在当年年初已嗅到异样：
3月份，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其中多是小商品和日用品，上调幅度在20%-30%之间。所涉商品种类之多，前所少见。
4月份，国家对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为使这些副食品保持低价，国家财政补贴给商务部门，现在则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鲜菜涨价1/3多，猪肉涨价一半左右。
5月份，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中写道：“现在闯物价、工资等改革难关，虽然有风险，但更重要的是有诸多有利条件。”
耐人寻味的是，此前一天，《人民日报》登了篇茅于轼力挺放开价格的文章，题目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
7月28日，往日难得一见的茅台、中华等13种名烟名酒摆上柜台，放开价格。结果，同样是价格飙升。
1300斤稻谷换一只手表价格闯关是痛苦的，而它的目的恰恰是终止痛苦。
1979年之前，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文武汉说，“文革”期间更是离谱，各级价格机构被取消，物价几被冻结。当时，偌大一个广东，负责价格工作的人只有一个。
无视价值规律的直接后果是价格体系扭曲，进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业亏损。文武汉清楚记得，1975年，农民想戴只成本价仅10元的上海手表，需要卖掉1300斤稻谷，表是120元一只，而一斤稻谷才8分多钱。据测算，当年全国农产品[11.58 1.31%]价格低于价值25%—30%，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5%—30%，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极大。
就算不和工业品比，种庄稼也是极不划算的。1978年，稻谷、小麦等6种粮食每担收购均价11.28元，而生产成本是11.14元。其中，小麦每担还亏0.81元，玉米亏1.46元。
同是工业品，价格低的太低高的太高，如煤炭、化工、冶金等工业原料和矿产品长期亏损，全靠财政补贴维持生产，而纺织、医药等轻工行业则是暴利，但由于原料、燃料供应跟不上，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而一些基础设施、土地等，理论上干脆不被承认是商品。
三中全会后，价格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对象。
起初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等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提高猪牛肉、鲜蛋、蔬菜8类副产品的销售价，提高焦炭、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提高铁路货运和水路客运价格，等等。同时，小心翼翼地分3批放开小商品价格和3类农副产品价格，将机械新产品的试销价定价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或企业，等等。
不论是调还是放，结果绝大多数是涨价，放的时候尤其如此。老百姓总结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涨价。每次涨价，总会引发一轮或大或小的抢购，1984年一盒火柴提价1分钱就引发过全国骚动，但都没有1988年来得猛烈而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