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全面铺开
对于严重变形的价格体系来说，仅凭有限的调整显然无法根治顽疾。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
由市场定价，意味着要放开价格，但怎么放是个大问题。
1985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了，价格一直偏低的工业品生产资料怎么办？提价少了不能解决问题，提价多了又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市场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国务院曾发文，允许工业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当时，全国经济整体发热，再加上传统的物资分配体制中属于“黑户”的乡镇企业已遍布江粤浙等地，工业原料供不应求，提价20%依然很抢手，被倒卖几次后，实际成交价往往翻倍，甚至更多。成致平说，“国务院研究认为，与其被中间商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
历史将“双轨制”从舞台一隅推向中央。
“双轨制起初是为解决原油产量长期不高问题的。”据成致平回忆，1981年，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包干生产1亿吨，定额之外的原油既可出口，也可按国际价在国内销售。计划内原油每吨售价100元，计划外的能翻好几倍，其中大庆油田超产原油每吨644元，其他油田每吨532元。高价油和平价油的价差收入，用作“勘探开发基金”扩大地盘。
而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加速了双轨制的普及。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一个月，《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以文选人，从1300多名应征者中挑出124名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抱着“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政策建议结束”的雄心，一起走上浙江莫干山大话城市经济改革，颇具“一肩道义、忧患天下”的情怀。
与会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不少还是在校研究生，如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张维迎和正在中国社科院上学的华生等，但急于求新求变的政府很看重这次讨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研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门都派干部与会，其间，偶而还能看到一些中央领导的秘书。
讨论会分成七个专题小组，争辩得最热烈的当数价格组，许多本不属于该组的人主动卷进来，比如华生。
对于价格问题，呈三足鼎立之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主“调”，张维迎高调主“放”，华生等则建议“调放结合”。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调放结合”派渐占上风，华生作为价格组代表去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的张劲夫汇报了想法。
1985年1月，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这意味着，“双轨制”全面铺开。
一批“倒爷”应运而生
对于双轨制，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会导致撞车和混乱，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蔓延。
很不幸，预言成真。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后，市场价节节上涨，与计划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89年3月，煤炭高出149%，原油高出213%……一大批“倒爷”应运而生，疯狂地将计划内产品转手卖到市场上。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在天津某旅馆里，一名“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提货单没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这批钢材由每吨700元蹿到1600元，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赚得暴利。
金钱与权力明目张胆地勾结，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当时《刑法》中有过一条特殊的罪名：投机倒把罪；而1987年9月17日也专门颁布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华生一度因双轨制声名狼藉。他无奈地借用一句名言自我解嘲，“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抢购风让“物价闯关”受挫
“长痛不如短痛。”1988年，邓小平决心闯价格关。“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多次吹风，“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导致自发乱涨价，越乱国家越不敢涨价。”“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
当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基本设想是：价格连涨5年，年涨10%，工资也连涨5年，年涨10%以上。
改革行动按原计划进行。8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正式通过价格、工资改革方案。
